第75章 大秦要以怂国之耻为鉴（国庆节快乐）
第75章 大秦要以怂国之耻为鉴（国庆节快乐） (第2/2页)偏生始皇用来堵淳于越嘴的话或者说理由用的还是儒家自己的，让淳于越不好反驳。
淳于越沉默了一会儿，事到如今，他已经看出始皇是硬要让这书册流传于天下，哪怕他死在殿上也阻止不了。
何况，他没反驳过始皇，始皇有充足的“理由”向天下发行这书册，他就算撞死在殿上也是“无理取闹”。
结果不可改变，淳于越觉得可以退一步，他可以允许这书册向天下流传，但绝不能允许这书册里提及怂国用的是他们儒家。
虽说这样依旧会被人看出书册里怂国用的就是儒家，但至少能披上块遮羞布，能遮一点是一点，总比裸奔好。
始皇见淳于越沉默，知晓他在权衡利弊，又添了把火：“其实这对儒家也是一件好事……”
淳于越从思索中回神，转念间便明白了始皇之意，书册里提到怂国用的是儒家，怂国读书人皆习读儒家经典，看似是耻辱，会损害儒家名誉，但只要操作得当，也可变为一件好事。
即他们可以宣传，这是他们儒家胸襟广博，不介意书册提及他们儒家，不仅不会损害儒家名誉，反而能为他们儒家在天下间增添名誉。
当然，淳于越也看出了其中的问题，这书册中将会成为一柄悬在儒家头顶的剑，阻止他们儒家变成怂国儒家。
也即他们儒家以后只能向好的一面发展，要是敢变得和怂国儒家一样，那柄剑会狠狠砍在儒家身上。
但淳于越对这个问题，不太在意，他们儒家怎么可能会变成那怂国儒家一样吗？
儒家绝不可能出现书册中那些无胆无耻之徒，淳于越对此极有自信！
淳于越道：“陛下所言甚是，臣叹服，然臣以为在书册中，还是不当直用儒家之名。”
见淳于越愿意退让，始皇也没再继续逼迫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利用这本书册给儒家编织了一个牢笼，以后的大秦儒家只能在这个牢笼中行事，若有违背，将名誉大损，为天下人不耻。
且书册一发行，天下人都会变为儒家的监管者，他们会用书册里的儒家同现实的儒家相对比，严格要求儒家。
要是儒家有失格之举，立刻会被人觉得：啧啧，书册里写的对啊，儒家果然不是啥好东西，书册里那些怂国君臣就是学了儒家的东西，才变得又蠢又坏又无胆无耻。
限制儒家只是始皇今日拿出书册的一个原因。
对淳于越的请求，始皇应了下来，随后看向李斯，道：“李斯，你对这书册有何看法？”
从始皇和淳于越的对话中，李斯已彻底揣摩明白了始皇的意图，他道：“臣以为这书册甚好，可使我大秦万民知怂国之耻，而不再犯怂国之事！”
这便是始皇的目的，把赵宋的耻辱在大秦流传开来，最好让每位大臣、每个百姓都知晓，然后以之为鉴，让大秦不出现赵宋那等耻辱，相当于给大秦立下一个特别的祖训！
同时，也是给大秦的后人提供法理支持。
以后若有大秦君王和赵佶、赵桓一般昏庸，大秦臣民可以此为法理进行阻止；若有大秦重臣和蔡京、王时雍、徐秉哲、秦桧一般，也可以此为法理让君民处理。
当然，后世有变故，未必能阻止得了，但有总比无好。
见始皇未打断他的话，李斯继续道：“臣以为当将此书册大量印刷，广发于天下，并要让制舆台于各地宣扬，使户户皆闻，人人皆晓！”
造纸术、印刷术虽在大秦依旧属于极高的机密，但大秦如今已不止咸阳一地造纸，在好些合适的地方都建了造纸厂、印刷厂。
这是大秦发展所必须，不可能永远将好东西都藏在咸阳一地，终究会从咸阳传向各处，总不能以后各地需要纸张时，都从咸阳拨发，那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。
咸阳作为大秦之都，也不适合将某些东西都集中在咸阳，且咸阳的条件也不适合有些东西，如大秦海军学堂，早晚得迁向靠海的城市。
始皇并未对李斯之言做出评价，只是又问道：“你对怂国之耻有何看法？”
李斯认真回道：“怂国之耻，千古罕见，然臣以为其等最耻辱处非其等做下耻辱之事，而是其等做下耻辱之事，却不以之为耻。”
这是李斯的真心话，他是真的觉得书册里的怂国太离谱。
他李斯很爱权，但他从未想过让秦遭受耻辱，也不想让秦灭亡，他很清楚秦在，他的权才在。
因此，哪怕伙同赵高、胡亥秘不发丧、假传始皇诏书，但秦二世时，李斯还是在为大秦提供好的谏言，并没想把大秦带入灭亡。
李斯的评价也很准确，赵宋那些人做了耻辱之事，却不觉得耻辱，像赔款割地，都不觉得这是耻辱。
“君不知耻，臣亦不知耻，使怂国耻辱更甚。怂国君臣毫无气节，远逊于我大秦君臣！”
始皇又问道：“那你觉得怂国会有那些耻辱，是何原因？”
这才是关键，总结赵宋的耻辱原因，让大秦引以为戒，不重蹈覆辙。
李斯道：“回陛下，臣以为赵宋之耻有如下原因：其一者，怂国得国不正，怂太祖是以兵变从后周得国。”
“其兵变得国后，必会忌惮之后有人如其一般，因而其必定削弱武人，加之怂国之前的时代武人横行无忌……”
说到这，李斯停顿了下，“虽不知那时代具体如何，但从书册描述，必定是极乱，因而怂国会更加警惕武人，贬低武人地位。”
“而‘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’，怂国忌惮打压武人，怂国军力必受影响，使其虽有大军，明明士卒能与辽、金搏杀，却依旧无法获得大胜。”
李斯又道：“其二者，怂国为打压武人，过于拔高文官地位！”
在大秦、大汉这些时代，武将文臣的区分没那么明显，往往是文臣可披甲上阵，武将能下马治理地方，不少有能力的大臣既是打仗打的好，处理政务也相当不错，出则为将，入则为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