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87章 劳动工程继续上马，为市民谋福祉
第287章 劳动工程继续上马，为市民谋福祉 (第2/2页)“队员们想让街坊邻居们能在自己屋里，或者屋门口，清清静静、暖暖和和地做顿饭，上个茅厕，对吧？”
钱进点点头：“对，我们队员认为，咱市民可以更体面的生活，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家庭，经过我们大队改造，他们的生活可以更有尊严一些。”
下面的几位领导顿时就要说话，但一二把手没有发表意见，他们也不好妄谈见解。
这样他们便看向了郑国栋和韩兆新。
郑国栋此时跟韩兆新凑在一起咬耳朵，两人低声聊了几句，互相交换了眼神，然后表情严肃起来：
“来吧，各位同志，对于这个提议，你们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。”
“现在是开会讨论嘛，大家发挥民主精神，各抒己见。”
财政口的邓伟民头发花白，眉头皱得很紧。
他率先开口，语气里带着难以置信：“你们一分钱不要？义务劳动？”
“钱进同志，我知道你们建筑大队觉悟高，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活计，是长年累月要干的事！”
“义务劳动？这热情能维持多久？队员们也要养家糊口啊！”
“再说了，材料也是要钱的，从改革开放开始，方方面面都要花钱，市里现在财政是有些紧张的。”
“邓局长的顾虑很实际。”城建口的李国富跟着说话。
“钱主任的想法是好的，为民服务嘛，精神可嘉。但这涉及城市整体规划和资源调配，不那么好办，你看我有几个问题。”
“材料从哪里来？用量怎么估算？改造的标准怎么定？是统一标准还是因地制宜？还有，施工的安全、质量谁来保证？”
“这都不是光靠一腔热情就能解决的，万一出了纰漏，好心办了坏事，责任谁担？”
钱进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地点头。
人家压根没找他要答案，人家就是要否定这件事而已，所以他还不如别说话。
这年头的官场是一把手负责制，真正能一锤定音的是郑国栋和韩兆新两人。
所以真要回答这些问题的反而是这两人。
难堪的沉默中，房管单位的领导王卫咳嗽一声又接过话茬。
他手里拿着一沓厚厚的文件，指关节敲了敲桌面：“老李说的规划问题很关键，其实还有个关键问题，那就是产权！”
“这次可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，而是要给私人家里加建厨房厕所了吧？怎么搭建、对哪里改造？哪怕是在院子里、楼顶上搭个小偏厦，这算不算违章建筑？”
“产权归属怎么算？以后要是涉及到拆迁或者房屋买卖，这些添附物怎么处理？这都是绕不开的硬骨头。不能光想着干好事，把后面的麻烦都留给老百姓和政府！”
现在商品房开始频频见报，违章建筑和老城拆迁等相关报道也多了起来。
去年的1980年，是国内房地产发展的元年。
这一年4月，有关部门提出了“出售公房，调整租金，提倡建议个人建房买房”的设想，第一次把房子定义为商品，拉开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序幕。
由此开始，中国房地产正式成为了一个产业，开始了缓慢的种子发芽阶段。
但是，不管城建还是房产管理等部门，他们都是相关责任人，了解的内幕消息要比老百姓多的多也早的早。
他们知道国家将要通过拆迁返还的方式来改善市民居住环境，也知道这会遭遇多少难题。
所以王卫才会说‘不要把后面的麻烦都留给老百姓和政府’，这是实事。
工作涉及到房产，那就是很复杂的工作，必须得考虑的全面才行。
三位相关部门负责人全持否定意见，会议室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。
钱进还是沉默。
其实……
他并没有很想通过这份请愿书。
因为他的眼界跟队员们不一样，队员们只想继续干活，在他们看来，只要自己干活了，那么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拿工资、拿福利。
至于他们想要义务劳动，怎么为突击总队获取收益？
这事不用他们管。
是钱进这样的大领导来管。
而按照钱进的意思，这事可以办，但不应该是当义务劳动来办。
因为他知道八十年代私人找建筑队修房子、改造房子、装修房子乃至盖房子是一个热潮，市民们家里没有厕所没有厨房？他们想要增设出这样的功能间来？
可以。
自己掏钱。
现在劳动突击总队已经有名声了，顶多再等个一年半载，相关工程就可以干起来了，到时候能从市民身上赚钱，赚的更多。
不过队员们有这个心思，如果市里也支持，那干一下也无关紧要。
一是可以积攒好名声和人脉，二是可以积累工作经验。
这都是他的建筑大队以后必须的东西。
所以在他看来这事办与不办都可以，看领导的态度和支持力度。
这时候衡山路街道居委会主任，也是市里妇联工作者的刘萍开口说话：“各位领导，要不然我再说几句？”
“随便说嘛。”韩兆新笑道，“刚才我不是说了？民主发言，畅所欲言。”
刘萍抿了抿短发。
她的发型是5号头，一种流行于50年代的发型。
这种发型刘海不超过眉毛，鬓角不遮住耳朵，发根与脖子平齐，是因电影《女篮五号》主角发型而名，在当下属于一种女性保守发型。
从发型来看，刘萍是那种保守的女干部。
但这种干部往往性情坚韧、关切基层，她说道：
“刚才钱进同志提到了‘体面’和‘尊严’，我想从我们妇联工作的角度，说点实际的，也是很多基层妇女同志心里难以启齿的苦楚。”
她环视众人，声音带着沉痛：“咱们市里，尤其是老城区，人口密集，居住条件差到什么程度？”
“很多女同志，包括我们很多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，在家里连最基本的隐私都没有！”
王卫笑了笑，说：“这就夸张了一些吧？”
刘萍问他：“夸张？您管的是房产工作，那您见没见过很多家庭是一家三代甚至四代，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的屋子里？”
“这些家庭里有十几岁、二十几岁乃至年龄更大的女性，她们晚上睡觉拉个布帘子，任何时候想换个衣服都要瞅准家里人不在屋里的空档才能换，这期间的提心吊胆，你们可能无法理解吧？”
“但这还不算最难的。”
刘萍顿了顿，语气更加沉重：“最让她们难堪和提心吊胆的是上厕所和洗澡。公共厕所离得远，晚上黑灯瞎火，一个人根本不敢去。”
“庐山路街道前年就发生过流氓半夜藏在公厕下面偷窥的事件，黄山路发生过半夜有女同志被流氓强暴的恶性案件——就是前年的这个时候吧？我记得是腊月里。”
恰好黄山路居委会的主任在这里，低声说：“是在农历十一月就发生了，但在腊月初八那天流氓才落网，起初几个女同志受害后怕丢人，没敢报案……”
刘萍说：“反正事发之后，附近几个街道的女同志被吓得不轻，后来都是家里男人陪着才敢去上厕所。”
“还有洗澡！”
“男同志们夏天约着去公共厕所冲个凉不是问题，女同志可没法这么办，你说女同志们能赤果果的在厕所里冲洗身体吗？”
“然后不管男女同志到了冬天就都遇到了麻烦，想在家里洗个热水澡？那是做梦。除了咱们这些领导干部分配的住房条件好，普通群众哪有这条件？他们只能去厂里的公共澡堂，或者街上的澡堂子。”
“普通的人民群众在澡堂里洗澡没事，可我们得考虑一些比较特殊的群众，男同志的情况我有了解但不清楚，现在我说说一些女同志上公共澡堂遇到的问题。”
“我们不止一次接到反映，有的女同志因为在澡堂里身材或者身体某些部位和别人不一样，就成了工友吵架时攻击的靶子，什么‘光板板’、‘茅草窝’、‘倒三角’——还有更难听的我都对着你们男同志说不出口！”
“这些污言秽语，能把人活活羞死！”
“去年中秋那会，二机械的精加工车间发生过一件事，那是一位男同志王某，他就是身体某部分跟常人不一样，平时都在家里偷偷洗澡，结果有一次在公共澡堂洗澡被发现了，后面传出很多风言风语，他是什么结果？”
有人低声说：“这个王某在车间上吊了！”
刘萍沉重的点头：“各位领导，你们能想象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吗？这难道不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践踏？”
“改善居住环境，特别是解决厨房厕所问题，给女同志、男同志们一个能关起门来不被打扰的空间，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？这难道不比一些挂在嘴上的口号更实际、更迫切？”
武夷山路街道办主任孙大年，跟着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刘主任说的都是实情啊，我们街道工作在第一线，这些事天天看在眼里，愁在心上。”
“我不说厕所的事，我说我了解的这个公共厨房来说吧，十几户甚至几十户挤在一个小空间里，锅碗瓢盆都摆不开。为了抢个灶眼做饭，邻居之间吵嘴打架那是家常便饭。”
“矛盾积累深了，一点火星就能着。这表面看是邻里纠纷，根子上就是居住条件太恶劣逼出来的。”
“还有那些孤寡老人、残疾人，生活自理能力本来就差，上个厕所都像翻山越岭，冬天摔一跤可不得了。”
“钱总队他们大队想干这个事，说实话，我们街道举双手欢迎！”
“具体困难可以想办法克服，产权问题、材料问题、安全责任问题，咱们可以坐下来一条条研究，定个章程出来。总不能因为怕麻烦，就看着老百姓天天在这种环境里熬日子吧？”
嵩山路街道的负责人也连连点头：“是啊！我们那边有个烈属张大娘，老伴儿走得早，儿子在部队牺牲了，就她一个人住在老平房里。”
“钱进大队的第九中队，甄大郎他们，上次给她修房子时，实在不忍心，就在她院墙角落，用废砖头、旧木板搭了个极简陋的小棚子，里面砌了个小灶台，挖了个渗井当茅坑。”
“就这么个再简单不过的东西，大娘抱着小甄他们就哭啊，说‘我老婆子活了一辈子，从没想过能在自己院里做饭，不用闻着公共厨房的油烟味咳嗽；能在自己家里关上门上厕所，不用大冬天哆哆嗦嗦跑老远了……’唉！”
“钱主任，你们是没看见大娘那个眼神，那真是……比给她发钱还高兴！”
说着，这位街道干部的声音有些哽咽。
其他的街道干部也开始打开了话匣子。
他们都是拿例子来说话。
而活生生的例子，可比什么报告什么发言更有感染力。
几位相关部门的主官领导没话说了。
有的抠鼻子有的擦眼睛有的叹气。
王卫几次想说明他们在物质上的困难，结果都被居委会主任们的接连发言给挡了回去。
最终郑国栋开始抬起手腕看手表。
这是个信号。
想发言的干部们闭上了嘴巴，纷纷看向他。
郑国栋面色沉静，先看了眼韩兆新，韩兆新冲他点点头，然后他的目光锐利地扫过全场，最后落在了钱进脸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