番外 故事的最后（“敦煌系列”终章）
番外 故事的最后（“敦煌系列”终章） (第1/2页)（承接之前“敦煌系列”，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一张月票！）
2003年，暑假里的一天，来自长福三中的张潮和同学们走进敦煌博物馆前，对敦煌的认识还只有三样：飞天、经卷和沙子。
飞天印在旅游手册、明信片和矿泉水瓶的包装上；沙子则无孔不入，鞋里有，裤脚上有，最可恶的是连领子里都有。
现在，他们来看经卷。
“大家先把随身听收起来。”带队的语文老师张婷，“今天看完要写参观感想，参加‘传统文化在我身边’征文大赛的选拔要用。”
刘旭阳在队伍当中小声地抱怨：“去哪儿不是写，非要来这里吗？快热死了！在家看下纪录片也就行了吗？”
学生们小声地笑了起来，张潮也跟着笑了一声，他对这里其实也没有多少兴趣，毕竟在电视里看得太多了。
上午在莫高窟，他们只能跟着规定路线看几个开放洞窟，窟内不许照相，北区更是远远隔在警戒线外。
现在进了博物馆，他最先感到满意的是里面有冷气，不用再被烤得和羊肉串一样了。
负责讲解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讲解员，姓马，听说祖上曾经带过那个外国人来过这里。
她把一群学生带到第一座展柜前，没有先讲那些宏大的佛经，而是指着柜中一张颜色发黄、字迹歪歪扭扭的纸。
“先猜猜这是什么。”
“账本？”
“情书？”
“检讨书！”
讲解员笑了：“差得不远——这是一千多年前一个学生的习字本，旁边还有九九乘法表。”
玻璃下面的纸上，一排字写得端正，下一排便有些松散，有些洇开得墨团把两个字糊在了一起。
张潮凑近看了看，觉得它倒是和自己抽屉里那本写到后面便越来越潦草的练习册很像，可以看出写字者心里的不耐烦。
“敦煌经卷既然叫经卷，这里面不应该都是经书吗？”来自文科重点班的兰婷好奇地问。
“这是误会。这里确实有大量佛经，但也有官府文书、户籍、借粮契约、账本、医方、星图、乐谱、书信和小孩子的作业。
它们的年代从4世纪延续到11世纪，使用的文字接近20种，由官员、商人、小吏、百姓、僧人……无数种身份的人共同写成。
皇帝做了什么，正史里可能有；但一个敦煌人干旱时借了几斗麦子、一个孩子哪天挨先生罚抄，只有这些纸能告诉我们。”
庞云又看了一眼那张习字纸，嫌弃地说：“这个学生的字写得真丑！”
“所以你写作业要认真一点。”张婷老师一本正经地说，“说不定一千年以后也有人隔着玻璃这样说你的作业。”
学生们都被逗得笑了起来。
下一座展柜里是《金刚经》的复制品，卷子被全部展开，接近5米长，前端印着佛陀说法图，末尾有一行题记。
讲解员让他们看日期：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，换算成公历是868年5月11日。王玠为了给父母祈福，出资印造，普施天下。
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有明确日期的完整的印刷书籍！”
“比欧洲早多少年？”张潮问。
“如果你们想到的是古登堡，早了将近600年。它证明9世纪，中国已经可以把雕版、插图、长卷装帧这些技术完美结合起来。”
张潮心想原来展柜里最有名的一张纸，并不是皇帝下令印的，只是一个叫王玠的人想替父母做一件好事——时间果然很公平！
星图前面围的人更多，12幅长方形的星图依次排列，末尾还有一幅北天极附近的圆图。
投影仪把其中一段放大到墙上，红、黑两色的小圆点密密麻麻。
“这里一共标出了1300多颗星星。”讲解员说，“研究人员根据避讳字、书体和天象资料，判断抄绘年代大约在7世纪后半叶。
法国天文学家、中国文献专家和敦煌研究院合作，把星位输入计算机，发现多数星点与实际位置的误差只有几度。”
和张潮同班的音乐才女宋诗语抬头数了一阵：“没有望远镜，他们怎么画的？”
“一代代观测、记录，再把不同纬度能看到的星象汇总起来。这可能是正式星图的副本，也可能是观星使随身使用的记录本。
敦煌文献有趣就在这里——它既给了你一个答案，但也会顺手再留下几个问题。”
乐谱展柜旁边放着三副耳机，宋诗语戴上一副，听了十几秒便皱起眉头。
“怎么同一首曲子有三种演绎方式，听起来还完全不同，几乎像三首曲子了？”
讲解员有些惊讶：“你听出来了？那是因为敦煌琵琶谱只留下了指法谱，没有把节奏、速度和轻重的要求完整展现。
中国、日本和法国的研究小组各自复原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2000年的世界敦煌学大会上，为这个问题争论了两天。”
“那到底哪一种是真的？”
“也许都不是真的。”讲解员说，“也许都是真的。毕竟是失传了1000年的声音，我们今天能听到就是一种幸运了。”
经过契约文书区时，学霸申明一眼就认出了“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”这两行字，立刻招呼其他人来看。
讲解员告诉他们，这是一份“放妻书”的程式范本，能证明唐五代的婚姻都相对自由，夫妻可以合法离婚。
旁边还陈列着一位尼姑临终处分财物的遗嘱、寺院借贷粮食的账目和边军领取衣粮的名册。
学生们熟悉的那些历史与常识，在这一排排玻璃柜里渐渐变得陌生起来。
律令说僧尼应当舍弃私产，遗嘱里却有土地和牲畜；诗里写着边塞月色多美，名册上却记着某个士兵多领了一匹布挨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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