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9章：清朝真的“闭关锁国”吗？
第189章：清朝真的“闭关锁国”吗？ (第2/2页)这能叫‘关闭’吗？
这更像是一种高度垄断和管制的单点开放，朝廷在此坐收渔利，行商在此富甲天下，洋人在此购销两旺。
至于东南沿海，从福建到浙江，走私贸易更是暗流汹涌，‘海禁’愈严，走私愈炽。
‘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’，‘官有官道，民有民路’。
朝廷的‘闭关’与民间的‘闯关’，始终如影随形，这是中国千百年来‘天高皇帝远’的现实政治生态使然。”
“再说人流、物流。
西洋的自鸣钟、玻璃镜、哔叽呢绒，早已进入达官显贵的厅堂；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，也曾救过康熙皇帝的命。
广州商馆区，常年有碧眼虬髯的商人居住；澳门、广州，始终有传教士活动，或明或暗。
康熙时，宫廷里有西洋画师郎世宁；乾隆时，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，带着代表当时西方科技水准的仪器礼品，远渡重洋来到北京，虽因礼仪之争未能达成外交目的，但其带来的信息冲击，不容小觑。
甚至，在鸦片战争前夜，林则徐、魏源、徐继畬等有识之士，已开始‘开眼看世界’，编纂《海国图志》、《瀛寰志略》。
他们思想的火花，难道不是透过那看似严密的铁幕缝隙，艰难汲取而来的吗？”
谌先生列举着这些史实，声音平缓，却自有力量。
他描绘的，是一个远比“闭关锁国”四字复杂、生动、也更具张力的历史场景。
在那里，贸易在限制中繁荣，思想在禁锢中萌蘖，交流在阻隔中顽强地寻找着缝隙。
“那么，”
谌先生的声音陡然变得严肃而沉重，“既然有如此这般的往来接触，既然并非绝对的铜墙铁壁，为何我们依然要严厉批判清廷‘闭关锁国’？
为何这口黑锅，它终究是卸不掉的？”
他停顿，目光如电，扫过台下：
“关键在于比较的维度，在于质的差距，在于姿态与后果！”
“第一，被动vs.主动。”
谌先生在黑板上重重写下这两个词，“清朝的‘开放’，是被动、防御、限制性的。
是洋人叩关，要求贸易，清廷为‘怀柔远人’、‘管理夷务’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其最高目标，是维持‘天朝上国’的体面与秩序，是守成，而非进取。
反观同时期的西方，探险、殖民、贸易、传教，是主动、积极、甚至侵略性的扩张。
再看后来的日本，明治维新，‘求知识于世界’，是举国主动、系统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，其目的明确——富国强兵，跻身列强。
一个是迫于压力的消极应对，一个是谋求自强的主动求索，姿态不同，境界高下立判，结果自然天壤之别。”
“第二，体系冲突。”
他又写下四字，“清朝所秉持的，是延续千年的、基于农业文明和华夏中心论的‘天下体系’。
在此体系中，中国是‘天朝’，是文明中心，外邦皆是‘夷狄’，是来‘朝贡’的。
而彼时世界潮流，已是基于民族、国家平等和国际法的近代西方体系。
清廷拒绝以平等身份加入新体系，其有限的开放，是旧体系框架下的恩赐与怀柔，与新的世界游戏规则格格不入。
当两种体系碰撞，旧体系的傲慢在新体系的坚船利炮面前，不堪一击。
‘以古制今，不达于世变。’
抱残守缺，焉能不败？”
“第三，控制与垄断。”
谌先生语气中带着讥讽，“贸易只许广州一口，且必须通过‘十三行’。
这与其说是促进贸易，不如说是便于控制与征税，是将贸易政治化、特权化。
它严重抑制了民间商业的活力与社会各阶层与外界接触的广度。
知识、技术、思想的传播，被严格限制在极小范围内。
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’
朝廷要的是可控的利，而非不可控的‘变’。
这种垄断，保护了少数权贵的利益，却窒息了整个社会通过对外贸易进行学习、创新、升级的可能性。”
“第四，也是最关键的，思想与科技的隔离。”
谌先生的声音愈发沉痛，“清廷最警惕、防范最严的，是什么？
是思想的传入——如基督教教义中隐含的平等观念、西方政治理念；是可能威胁其统治根基的先进技术——如可能导致军事变革的枪炮技术、可能泄露山川险要的地图绘制。
‘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’
而清廷是防民之思，甚于防川！
这种选择性屏蔽，使得整个中国社会，从庙堂到江湖，对正在欧洲发生的、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、启蒙运动、资产阶级革命，极度迟钝，近乎无知。
林则徐、魏源等人，不过是黑暗中的几点孤烛，其微弱光芒，远不足以照亮整个沉睡的帝国。
绝大多数士大夫，仍沉湎于八股科举，皓首穷经；绝大多数百姓，仍面朝黄土，不知海外更有天地。
‘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虚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。’
我们整个国家，在时代剧变的关键百年，不幸成了那‘拘于虚’、‘笃于时’的井蛙与夏虫！”
这番论述，如层层剥笋，直指核心。
学生们听得屏息凝神，许多先前模糊的困惑，此刻渐渐清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