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8章 舌·战老腐儒
第58章 舌·战老腐儒 (第1/2页)盛夏的蝉鸣尚未歇尽，秋日的萧瑟已悄然爬上太极殿飞檐的鸱吻。贞观二十三年的秋闱在紧张与期待中落下帷幕，而朝野上下瞩目的焦点，却不在那些新晋举子的名次，而在皇帝承诺的、将于秋闱后举行的、关乎“农商之要”、“华夷之防”、“海洋之利”的御前廷议。自皇帝下旨定下此议，近三个月来，朝堂上下暗流涌动，各方势力或串联游说，或搜集“罪证”，或精心准备辩词，都憋着一股劲，要在这次决定未来政策风向的御前对决中，一决高下。
九月初九，重阳佳节，天高云淡。然而长安皇城内的气氛，却与这登高赏菊的闲适毫不沾边。两仪殿内外，冠盖云集，气氛凝重。今日廷议，规模远超寻常。不仅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正副长官、诸卫大将军、御史台、翰林院要员悉数到场，连国子监、弘文馆、崇文馆的饱学博士、部分德高望重的致仕老臣亦被特邀列席，济济一堂，足有百余人。显然，皇帝李治希望借这次公开廷议，尽可能广泛地听取意见，也借此将矛盾摆上台面，以求一个相对清晰的裁决。
辰时三刻，钟鸣鼎食，皇帝李治升御座。他今日未着常朝冠服，而是一身便于久坐的常服，神情肃穆，目光扫过殿中黑压压的人群，沉声道：“今日廷议，诸卿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所议之事，关乎国计民生，边防长远。然，廷议非市井争讼，需以理服人，以事明理。可引经据典，更需切合时务。诸卿，开始吧。”
短暂的寂静后，萧瑀一系率先发难。一位以经学著称、年过五旬的国子监司业出列，手持玉笏，声调抑扬顿挫，开始了长篇大论。他从三代之治讲起，论述“重本抑末”乃“圣人不易之教”，引《尚书·洪范》“八政，一曰食”，强调农为政首；又引《盐铁论》中贤良文学驳斥桑弘羊“与民争利”之言，痛陈“工商盛则国用奢，国用奢则·民心荡，民心荡则奸邪生”；最后归结到“华夷之防”，认为“内修德政，外夷自服”，若汲汲于“开拓海洋”、“招徕远人”，是“示天下以利”，必将“使四夷生轻中国之心”，且“海路险远，耗费无算，所得奇珍异物，不过玩好，于国无补，反启奢靡”。一番话引经据典，气势十足，引得不少保守派大臣频频颔首。
紧接着，又有数位言官、御史出列，或从“义利之辨”攻击“工商富国”是“导民趋利，败坏淳风”；或从“祖宗成法”指责李瑾诸策“变更旧制，恐生祸乱”；或从“现实隐患”出发，声称“闻岭南市舶，蕃商与民杂处，屡生事端，若再扩大，恐难制驭”。他们口径一致，目标明确，就是要从道德、礼法、历史、现实等各个层面，全面否定李瑾的理念，将其定性为“祸·国”之论。
面对这轮疾风骤雨般的攻击，于志宁、阎立本等人虽出言辩护，强调“因时变通”、“实务所需”，但在对方铺天盖地的经典教条和道德指控面前，显得有些苍白乏力。殿中气氛逐渐向保守派倾斜，许多中立官员面露犹疑。
就在此时，李瑾出列了。他今日未着绯色官袍，而是一身简洁的青色深衣，越发显得沉稳。他没有急于反驳那些具体的指责，而是向御座躬身一礼，然后转向那位率先发难的国子监司业，语气平和地问道：“敢问苏司业，您方才屡引《盐铁论》，以贤良文学之言驳桑弘羊。下官有一事不明，请教司业：桑弘羊行盐铁专卖、均输平准，结果如何？”
苏司业傲然道：“桑弘羊聚敛之臣，虽暂充国用，然与民争利，民怨沸腾，非治国正道。此史有定论。”
“哦？史有定论？”李瑾微微一笑，“然《史记·平准书》载：‘汉兴七十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廪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’此盛世之象，发生于文景之治后，而桑弘羊之政，恰在武帝中期推行，充实军费，北击匈奴，拓土开疆。敢问司业，若无桑弘羊敛财以实边，武帝何来巨资北逐匈奴，解我华夏数百年边患？此等‘聚敛’，是‘祸·国’，还是‘强兵安边’？”
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用《史记》的记载反驳对方对桑弘羊的片面评价，指出其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（对抗匈奴）的积极作用，顿时让苏司业语塞。
李瑾不待他反应，转向另一位攻击“开拓海洋”靡费无用的御史：“王御史言海路所得不过‘玩好’。下官斗胆，敢问御史可知，天竺之胡椒、波斯之宝石、大食之琉璃、南洋之香料，在我长安售价几何？广州、泉州两市舶司，去岁抽解（海关税）及博买（官府收购）所得，又价值几何？户部应有档案。下官曾粗略估算，仅广州市舶一岁之利，恐不下二十万贯，可抵关中小郡数州之赋！此等‘玩好’之利，可养多少精兵？可修多少水利？可赈济多少灾民？若因‘玩好’之名，便弃此巨利于不顾，岂非因噎废食？”
他抛出具体数字（虽未核实，但大致不差），将海外贸易的“虚名”与“实利”挂钩，极具冲击力。那王御史涨红了脸，一时无法反驳具体数字。
“至于华夷之防，”李瑾环视众人，声音清朗，“诸位口口声声‘内修德政，外夷自服’。然，修德政需钱粮，强边防需兵甲，赈灾民需仓储。钱粮兵甲从何而来？仅靠关中、河北田亩所出？贞观初，突厥兵临渭水，是修德政使其退兵，还是太宗皇帝秣马厉兵、府库充实，方使其慑服？今吐蕃日渐强盛，屡扰河西；高句丽据辽东，未完全臣服。我朝若无充足财用，无精良军械，无海外之援（如联络吐谷浑、西突厥牵制吐蕃），空谈‘修德’，能保边境安宁乎？了解四夷，开拓海路，互通有无，增我国力，正是为了更好的‘修德’、更好的‘安边’！此非消弭华夷，而是以我之强，驭夷之变！”
他巧妙地将“开拓海洋”与“增强国力”、“巩固边防”联系起来，赋予了其战略必要性。
这时，一位出身江南士族、对海外贸易颇为了解的工部郎中出列，犹豫道：“李少监所言海贸之利，下官亦有所闻。然，海路风险巨大，飓风、暗礁、海盗，皆可致船毁人亡，血本无归。且蕃商狡黠，常有以次充好、欺诈之事。朝廷若大力推动，恐有损失，且易滋生腐败。”
这个问题相对务实。李瑾点头道：“周郎中所虑甚是。海路有风险，然岂能因有风险便不食鱼？陆上丝路，不也有沙暴、匪患、羌人劫掠？关键在于如何管理，如何规避。”他转向皇帝，“陛下，臣前策曾言，可强化市舶司，建造更坚固海船，培训专精航海、通晓番语之官吏，绘制精确海图，建立港口巡检、货物查验、公平定价之制度，并与沿海藩国订立互保商船之约。此非一蹴而就，然只要方向正确，步步为营，自可渐次降低风险，规范贸易。至于腐败，任何事务皆有，岂独海贸？关键在严刑峻法，明察秋毫。岂能因可能生疮，便自断一臂？”
他承认风险，但提出了系统性的管理解决方案，显得既有远见又务实。
萧瑀见己方攻势被一一化解，再也按捺不住，亲自出马，厉声道：“李瑾！你休要巧言令色！纵然你所言有些许道理，然道与术，孰轻孰重？圣人设教化，明礼义，乃为正人心。你所倡者，无非‘利’字当头。若天下士民皆汲汲于利，则礼义廉耻何存？父子兄弟何亲？此乃舍本逐末，败坏天下根本！纵得一时之利，必遗百世之患！此乃大道与小利之别，你岂能不知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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