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：谎言与雀尾

第九章：谎言与雀尾 (第1/2页)

交火第四天，清晨至正午
　　
　　清晨五点半，枪声停了。
　　
　　不是那种打打停停的间歇，是彻底的、从四面八方同时归于沉寂的安静。东侧围墙豁口外的土路上，反对派撤退时丢下了两辆烧毁的摩托车和几只踩扁的弹药箱。晨光从豁口照进来，照在那些散落的弹壳上——铜壳，在红土上闪着很淡的金色光泽。风从豁口灌进来，带着烧橡胶的焦臭和某种更厚重的甜腥味。
　　
　　林越靠在门厅的沙袋掩体后面，膝盖上摊着那张手绘的园区防御图。纸已经被汗浸得发软，铅笔画的标记模糊了好几处。他试图用食指把一条防线补描清楚，但手指在纸上划了一下，留下一道灰色的汗痕，线条还是没画直。他的肩膀被跳弹擦伤的地方已经不流血了，但每次抬手臂的时候，伤口边缘的皮肉会轻轻扯一下，像有人用指甲在皮肤下面弹了一根弦。
　　
　　砚台的人没有撤。他们在豁口两侧的掩体后面轮班值守，每四小时换一次岗。悍马的引擎始终没有熄火，排气管在晨风中吐着淡淡的白气。那个昨晚救人的医疗兵——砚台叫他“雀尾”——此刻正蹲在悍马车门旁边，把一卷用过的绷带按颜色分类装进不同的密封袋里。他的动作跟昨晚一样稳，连弯腰捡东西的姿势都没有多余的弧度。
　　
　　林越看着他，想起昨晚那支玛咖针管推进阿科尔手臂的时候，雀尾的手背上一根青筋都没跳。
　　
　　一个能在一针玛咖和一针肾上腺素之间精准切换、没有任何一丝多余停顿的人，不应该叫“医生”。医生是在医院里等病人送来的。这个人是把医院背在背上，在枪声还没停的时候就蹲在血泊里动手了。
　　
　　砚台从悍马另一侧绕过来，手里端着两杯速溶咖啡。他递给林越一杯，自己靠着沙袋坐下，把突击步枪横在膝盖上。咖啡太甜了，林越喝了一口就知道是当地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三合一，糖多到发腻。但热的。这是他四天来喝到的第一口热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“你的人在天亮前送进教学医院了。”砚台说，语气跟昨晚在电台里报坐标时一模一样——平稳、简洁、不带多余的情绪，“两个当地员工被送进ICU，你的工头老赵做了外固定，另一个叫老宋的——锁骨下面那片弹片取出来了。手术的医生说他运气不错，弹片从锁骨和第一肋骨之间的缝隙穿过去了，再往下两指就是肺尖。”
　　
　　林越把咖啡杯握在手里，没有喝。他看着砚台，等着——因为他知道砚台还有话没说。砚台看了他一眼，把手里的咖啡杯转了半圈：“阿科尔还没脱离危险。雀尾说弹片伤到了一段小肠，腹腔感染的风险很高。他能撑过头三天，就能活。”
　　
　　林越点了点头。他在心里记下了一个词：三天。
　　
　　上午八点，周明远在办公楼的会议室里架起了卫星电话的天线。这几天他一直守在后勤和通讯的位置，把原来堆满施工进度表的桌子清出来，放了一台卫星电话、两台对讲机和一张摊开的朱巴市区地图。他的衬衫领口已经三天没换，袖口卷到肘弯以上，但他在频率呼叫簿上写的字仍然每个笔划都压得很实，像是还在填施工日志。
　　
　　他把话筒递给林越。“使馆的线路接进去了。他们说维和部队已经在朱巴机场完成集结，今天下午开始分批往外围部署。政府军也答应加派一个排的兵力过来协防。但什么时候能到——没人敢打包票。”
　　
　　林越接过话筒，拨了那个他四天来一直没敢拨的号码。
　　
　　时差五个小时。佛山现在是下午一点。面馆午市刚过，林建国应该正坐在收银台后面那个矮凳上喝茶，张雪琴在厨房里洗碗。电话响了三声，接起来的是他妈。
　　
　　“喂？”
　　
　　“妈，是我。”
　　
　　张雪琴的声音在电话那头突然放大，像是她把手机从耳边拿到眼前确认来电显示，又拿回去。“林越？怎么这个点打过来——你那边不是早上吗？”
　　
　　佛山的背景音透过听筒传过来，面馆后厨抽油烟机的嗡嗡声，外面马路上摩托车经过的突突声，他爸在远处喊了一句“谁啊”。这些声音叠在一起，把林越拉回去了一下——拉回到那条老街拐角的面馆门口，拉回到那张六人桌上还没收拾的碗筷旁边。他闭上眼睛，能闻到牛腩汤的香味。
　　
　　他睁开眼，看到的是会议室窗外铁丝网上挂着一截被昨晚爆炸震掉的布条，不知道是谁的衬衫碎片。
　　
　　“我这边没什么事，妈。就是报个平安。”
　　
　　“报平安？”张雪琴的声音里的温度降了半度，“电视上说那边打仗了，朱巴是不是？是不是你那个地方？”
　　
　　“妈，打仗的是北面，离我们这边很远。我们这块有政府军守着，安全得很。”
　　
　　“真的？你不要骗你妈，你要说实话。我早上看新闻还说中国企业园区被——老林！老林你过来听听！”
　　
　　电话那头一阵窸窣，然后林建国的声音出现了，很稳，但语速比平时快了一点。“儿子，你那边到底怎么样？”
　　
　　“爸，真的没事。外面有点乱，但我们园区——昨天是听到些动静，不过我们已经有维和部队和美国使馆的人在协调了。”
　　
　　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东侧围墙豁口的方向突然响了一枪。
　　
　　不是连发，是零星的、试探性的一枪，可能是反对派的流动哨在远处放冷枪，也可能是砚台的人在清理未爆弹药。但那一声枪响清脆地划过园区上方的空气，穿过了会议室那扇关着的窗户。林越下意识地用手掌按住话筒，但太晚了。他爸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两秒。
　　
　　“那是什么声音？”
　　
　　“工地的。这边在拆一个钢架棚子，钢管掉地上。”
　　
　　林建国没有继续追问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用一种林越很少从他爸嘴里听到的语气——不是命令，不是玩笑，是某种很深的、被压了三天之后只能用最慢的方式倒出来的东西——说：“你记着。你妈这几天老是看新闻。每次电视上放到非洲的事情，她嘴上不说，脸上那个样子，我也不好受。你要是真有什么事，别瞒我。瞒也瞒不住。”
　　
　　林越攥着话筒的手紧了一寸。他看着窗外那个被炸开的豁口，看着砚台的队员蹲在沙袋上抽烟，用一块破布擦枪管。他看着那个叫雀尾的医疗兵在悍马车尾清点急救物资，把每一支注射器的有效期对着光检查之后才放回密封袋，动作跟昨晚一样稳，跟用镊子夹弹簧零件的姿势一模一样。
　　
　　“我知道。爸，你放心。”他把谎言补得比刚才更厚了一层，装作很随意地补了句，“我们这边大使馆反应很快，你要是看到新闻就换台，别让妈看那么多乱七八糟的。这边热，我先挂了。”
　　
　　他挂了电话。手从话筒上拿下来的时候，指节有点白。他低头看自己那只手，忽然想起佛山出租屋里父亲推过来的那个牛皮纸信封。三千块。不让你妈知道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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