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81章 美国自战后的困境3

第281章 美国自战后的困境3 (第2/2页)

这一政策酿成了具体的人才悲剧，其中一例颇具象征意义。
　　
　　卡尔·冯·施密特博士，一位在理论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德国犹太裔学者，因在1924年公开批评红色德国初期某些压制学术自由和强化军备的政策，被柏林大学解除了教职。
　　
　　面临职业困境，他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出了求职申请，该校物理系对其才华颇为赏识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他的申请在美国移民局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。
　　
　　审核官员在他的档案上写下了决定性的批注：
　　
　　“申请人此前长期居住于红色德国，尽管声称因政治批评遭解雇，但其思想背景无法核查，存在潜在的意识形态污染风险。
　　
　　依据1924年移民法修正案第X条，建议拒签。”
　　
　　普林斯顿大学的斡旋也未能成功，卡尔·冯·施密特博士旋即动身前往法国，后在法国国内的冲突中死亡。
　　
　　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内，美联储的实际掌舵者、纽约联储主席本杰明·斯特朗，正领导着美国货币管理当局进行一场无比艰难的平衡表演。
　　
　　到了1927年，美联储面对的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，而是一个被地缘政治、国际资本流动和国内泡沫紧紧缠绕的死结。
　　
　　他的目标互相矛盾：
　　
　　一是维持低利率政策（将贴现率保持在3.5%左右）。
　　
　　这是为了帮助英国维持金本位制——英国若因资本外流放弃金本位，可能导致英镑崩溃，引发欧洲金融地震，进而严重冲击本就脆弱的美国出口和持有大量欧洲资产的美国银行。
　　
　　二是抑制国内股市和资产泡沫。
　　
　　过低的利率和汹涌的欧洲热钱是股市狂飙的主要推手，泡沫破裂的风险与日俱增。
　　
　　三是应对开始抬头的国内物价上涨压力。1927年，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（CPI）上涨了3.8%，通胀苗头已现。
　　
　　提高利率能冷却股市、抑制通胀，但可能导致欧洲资本加速撤离美国回流本土以获取更高利息，这会直接击垮正在苦苦支撑的英国和法国金融体系，最终仍会通过贸易和金融链条反噬美国。
　　
　　维持低利率虽能暂时稳定欧洲，却是在给国内的投机烈焰浇油。
　　
　　1927年7月，在纽约联储的一次高度机密的核心会议上，斯特朗的焦虑表露无遗。
　　
　　他对着与会的少数大银行代表和联储官员说道：
　　
　　“先生们，我们就像在暴风雨中的钢丝上行走。一边是深渊，另一边也是深渊。
　　
　　如果听任欧洲资本继续这样无节制地涌入，我们的股市迟早会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自我了断。
　　
　　但如果我们现在收紧信贷、提高利率，欧洲——特别是伦敦和巴黎——可能会先于我们崩溃。
　　
　　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，或许只能寄托在……柏林自己犯下大错。
　　
　　如果他们的计划经济实验失败，出现严重的短缺、停滞或混乱，那么一切关于‘另一种道路’的幻象就会破灭，资本流动的方向和世界的信心才会真正回到我们这边。”
　　
　　会议室里一片沉寂，片刻之后，一位来自摩根银行的代表插话，他引用了刚刚获得的、尚未公开的经济数据：
　　
　　“斯特朗主席，请原谅我打断您。但根据我们最可靠的估算，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去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，大约是8.3%。而我们美国去年的增长率，是2.1%。”
　　
　　话音落下，会议室陷入了更长久的的沉默。
　　
　　数据本身比任何辩论都更有力。
　　
　　他们所依赖的“对手自败”的希望，在数字面前显得如此渺茫。
　　
　　斯特朗只是望向窗外曼哈顿林立的摩天大楼，那些资本主义力量的雄伟象征，此刻仿佛也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。
　　
　　美国人脚下的钢丝，似乎震颤得更加厉害了。
　　
　　美联储所试图维持的脆弱平衡，不仅关乎利率与汇率，更关乎两种体系竞争背景下，资本主义世界信心的延续。
　　
　　而时间，确实是并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