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23章 德国政府的行动

第723章 德国政府的行动 (第2/2页)

文章的最后一段用了加粗字体：
　　
　　“人民的法院不是知识分子的沙龙。威廉二世的命运，将由人民来决定，由法律来决定，由事实来决定。
　　
　　任何人企图用‘学术讨论’的名义干扰司法，都是对人民意志的蔑视。”
　　
　　同一天，《柏林日报》在第二版发表了一篇长文，标题是《“宽大处理”背后的政治暗流》。
　　
　　文章的作者是总政治部宣传处的一名资深编辑，笔锋比《红旗报》的评论员文章更犀利。他没有泛泛地批判“知识分子”，而是点了两个人的名——一个是柏林大学法学院那名讲师，另一个是《人民的声音》油印小报的编者。
　　
　　文章对法学院讲师的“建议”进行了逐条批驳：
　　
　　“他说‘威廉二世年事已高，身体状况不佳’，所以应该从轻处理。按照这个逻辑，一个八十岁的杀人犯也应该从轻处理，因为他‘年事已高’？
　　
　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这句话不是为老人发明的，是为穷人发明的。
　　
　　老人并不比工人更高贵，并不比农民更值得同情。”
　　
　　关于油印小报，文章写道：
　　
　　“《人民的声音》——好大的口气。三百份油印小报，就敢代表‘人民的声音’了？真正的人民的声音，在工厂里，在田野上，在建设工地的脚手架上。
　　
　　不在大学宿舍里，不在几个文人墨客的沙龙里，不在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署的‘读者来信’里。”
　　
　　两篇文章发表后，反响比预期的更强烈，不少工人读者给报社写信，表达对文章的支持。
　　
　　柏林一家电机厂的车间工会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学习讨论会，把两篇文章印成单行本，发给每一个工人。
　　
　　韦格纳没有去看那些来信。施密特看了，在电话里向韦格纳汇报了几句。韦格纳说了一句：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”然后挂了电话。
　　
　　柏林大学法学院，刑法学教研室。十月九日下午。
　　
　　讲师赫尔曼·贝克尔被叫到了法学院院长的办公室。
　　
　　院长是个老教授，六十多岁，头发全白了，他不是党员，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。
　　
　　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将近十年，以“平稳”著称——不惹事，不揽事，不出事。但今天，他必须惹一件事，因为这件事已经大到不惹就出事了。
　　
　　“贝克尔先生，”院长的声音带着一种老人特有的沙哑音色，
　　
　　“你最近在《学术通讯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关于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。”
　　
　　贝克尔站在那里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。
　　
　　“是的，院长先生。那是我个人的学术观点。”
　　
　　院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放在桌上。
　　
　　那是教育部下来的一封公函，措辞客气但意思明确：
　　
　　“请贵校对柏林大学法学院讲师赫尔曼·贝克尔的言论进行核实，如其文章中的观点确属其个人主张，应在校内进行批评教育；如有组织背景，另案处理。”
　　
　　院长把公函推到桌子边。
　　
　　“贝克尔，我不是来审问你的。我是来告诉你——你的文章，有人看到了。看到的人，不只是你我的同行。”
　　
　　贝克尔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。
　　
　　“院长先生，我只是表达了一个法学家应有的学术良知。威廉二世已经八十岁了，他不可能再对社会构成任何威胁。
　　
　　对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施加严酷的惩罚，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。”
　　
　　院长摘下老花镜，用一块麂皮绒布慢慢地擦拭着镜片。擦完之后，他把眼镜戴上，看着贝克尔。
　　
　　“贝克尔，你在柏林大学教了几年书了？”
　　
　　“六年。”
　　
　　“六年。六年里，你有没有去工厂参观过？有没有去农村考察过？有没有和工人农民坐在一起吃过一顿饭？”
　　
　　贝克尔张了张嘴，没有回答。
　　
　　“你没有。”院长替他说了。“你不需要回答，因为我知道你没有。你每天早晨从你在夏洛滕堡的公寓出发，骑自行车到学校，上完课，去食堂吃午饭，下午在图书馆看书，晚上回家。
　　
　　你和工人农民唯一的接触，是在街上擦肩而过。”
　　
　　院长的声音不高，但十分严肃。
　　
　　“贝克尔，你问我什么是‘现代法治精神’。
　　
　　我告诉你——在德国，法治精神不是写在教科书里的，是写在人民的生活里的。德国人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，经历了战争、饥饿、失业、贫困。
　　
　　他们失去了父亲、儿子、兄弟。他们不会忘记是谁把他们推进了那场战争。你替威廉二世求情，就是在替上一次的战争求情。”
　　
　　贝克尔的脸涨红了。
　　
　　“院长先生，我不是在替他求情。我是在——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