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7章　乱平·藩镇定局

第117章　乱平·藩镇定局 (第2/2页)

自安史乱起，河西、陇右一带屡经兵燹，商旅断绝；更兼吐蕃乘虚而入，尽取河西走廊，陇右道为之一空。那条自汉武、盛唐以来，驼铃悠扬、连接长安与西域、直抵波斯与大食的陆上丝路，硬生生被拦腰斩断。中原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运不出去，西域的香料、宝马、佛经也运不进来。长安西市那片曾胡商云集、酒肆胡姬笑语的繁华，随乱离一同冷落了。敦煌孤城，距长安已音问不通，守将周鼎欲焚城东奔，为部下所止，终在吐蕃围困中，成了一座被遗忘了的孤岛——城中的画工仍在洞窟里一笔一笔描着飞天，却不知故国早已顾不上这西陲一隅。瓜、沙、肃、甘、凉五州，尽落蕃手，西域商道的“黄金中段”，自此改了主人。当年玄奘西行、驼队成列的盛景，被烽燧的残烟取代；商旅若要西去，须绕行回鹘、取道漠北，路远而险，成本高昂，再不复昔日“九城陌上往来频”的熙攘。
　　
　　可商道如水流，堵了东边，便向西边另寻出路——不，是向南。
　　
　　陆路既绝，海路遂兴。广州港，这个自秦汉便通南洋的南海门户，在乱世中异军突起。江浙、福建、岭南的物货，尽汇于广州，再由蕃舶运往南海诸国、印度洋，远至大食、天竺。而域外的珍珠、象牙、香料、犀角，也自广州登岸，转输内地。史载代宗朝，广州“蕃舶继路，蛮琛委积”，波斯、大食、师子国（斯里兰卡）的商船，桅樯如林，蔽江而立。市舶司的官吏，依“舶脚”“收市”“进奉”之制，抽解蕃货，岁入颇丰——这南海的税源，竟成了中央财政的一根救命稻草，多少抵了些河北割据、中原残破的亏空。
　　
　　广州港的桅樯，是这乱世里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　　
　　出洋的船，舱底压舱的，多是瓷器。瓷器里最大宗的，是湖南潭州来的货——长沙城外铜官镇一带的窑场，这些年烧出了一种新样的青瓷：釉下用褐彩、绿彩绘花鸟走兽，有的还题上几句诗——“春水春池满”之类，随口便是。胡商识货，成船地订——海上风浪颠簸，万里之外，唯有唐瓷不锈不腐；到了大食、波斯，一件一件，都按金银的价卖。窑火这一烧，烧成了气候：千载之后，那些写着唐人诗句的碗盏，还在海外的沉船与旧港里一件一件被拾起——绘着唐人诗的瓷器漂到哪里，哪里就有唐。
　　
　　一艘大食商船靠岸，桅杆上挂着的，是未见过的异色帆；船工肤色黧黑，操着含混的“唐语”，卸下满舱的乳香与没药。码头上，市舶使的官吏依例抽解，蕃商跪拜如仪。有老蕃商在广州娶了本地女子，生儿育女，再不回故土——他说的“故乡”，已是这岭南的湿热海风。更有些胡僧，随商船而来，携来经卷佛像，于珠江畔结庐译经，把另一种文明，悄悄种进了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。我曾于卷中见过的那个“老妇捧水”的身影（前章“香积寺之战”所书之人性告白），在河北的焦土上跪过；而此刻，在广州的码头上，另一种“水”正被舀起——蕃商以金瓶汲珠江之水，遥祭远方的海神。同样是水，一跪一祭，皆是乱世里，普通人对“干净”与“平安”的，最朴素的祈愿。海风咸湿，帆影幢幢，文明的薪火，就在这咸湿的风里，默默换了方向。有史料记一波斯老蕃商，在广州经营香料三十余年，致赀巨万，却不蓄奴、不欺市，遇有唐人贫者，常减价粜米。市人问其故，他指了指珠江水面：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商能富国，亦能祸害国家。我不过想，让这港口的水，暖一点。”一句话，竟与当年魏徵谏太宗“载舟覆舟”之语，遥遥相通。胡汉殊俗，而道理同归——这，或许就是丝路文明最动人的地方：它不只在交换货物，更在交换人心。广州港的桅樯下，盛唐的“包容”，以最朴素的方式，活成了日常。长安的西市冷了，广州的蕃坊却热了；陆上的驼铃哑了，海上的螺号响了。文明从不真正消失，它只是换了港口、换了舟楫、换了肤色不同的手，把同一支“飞天之舞”，跳到了更远的海平线之外。当史朝义的枯骨在北方林中渐被荒草掩埋时，南方的海面上，正有无数桅樯，载着瓷与丝，迎着咸风，驶向一个唐人尚未命名、却终将属于他们的“大航海”时代。盛唐的陆地死了，盛唐的海洋，才刚刚醒来。
　　
　　这“海上丝路的兴起”，看似与河北的刀兵毫不相干，却正呼应了全书那条若隐若现的丝路文明线索：自开篇“大唐飞天舞”所舞的，本就是丝路上那支融合胡汉、贯通东西的文明之舞；当陆上的驼铃被战马踏碎，海上的风帆便接过文明的薪火。盛唐的“开放”与“包容”，并未随长安的西市一同死去，它只是换了一条血脉，在广州的桅樯间，继续跳动。一个王朝会老去，会生病，会割据，可文明本身，总能在裂缝里，找到新的出口。这或许，便是《盛唐长歌》真正的题眼——飞天者，不在天上，在人不肯折翅的那口气里。广州港的桅樯下，文明的火种，正悄然完成一次华丽的转场：从西域商道，到瓷器之路；从驼队的孤烟，到帆影的万点。盛唐死了，可盛唐的胸怀，借由海风，活了下来。
　　
　　第四节史笔后议——盛唐的遗产
　　
　　广德元年正月，安史之乱平定。捷报传至长安，代宗于朝堂受贺，群臣山呼万岁。可这“万岁”里，藏着多少苦涩，只有当事人知道。
　　
　　乱是平了，可盛唐，再没有回来。
　　
　　且看这平乱之后，留下的三道痼疾，自此长伴唐室，直到灭亡：
　　
　　其一，藩镇。河朔三镇既成，天下节度，遍于内地。既有“河北三镇”之割据，又有内地“防秋”“防淮”之重镇，兵骄则逐帅、帅强则叛上。中晚唐之祸，十之七八，根在方镇。后来之“四叛”（淄青、淮西、河朔再叛）、“元和中兴”之削藩、“会昌伐叛”之艰辛，乃至唐亡于宣武节度朱全忠之手——皆是一纸“河朔之封”埋下的远因。一个王朝，最危险的敌人，往往不是境外之敌，而是自己亲手豢养、又再也收不回的刀。
　　
　　其二，宦官。自肃宗灵武倚李辅国，至代宗朝程元振、鱼朝恩、骆奉仙之徒，宦官典禁军、监诸道、预废立，权力空前。前章“肃宗驾崩”所书，张后之谋，反为二阉所制；代宗虽借其力即位，却也自此被宦竖环伺。后来的“甘露之变”——上千宦官血洗朝堂、“南衙北司之争”百余年的拉锯，乃至晚唐皇帝多死于宦者之手，皆是此患之果。代宗在太极殿那句“这担子，太重了”（前章“肃宗驾崩”钩子），其中“重”，便有一多半，是这尾大不掉的宦权。
　　
　　其三，边患。安史乱中，朝廷调西北边军入援，河西、陇右空虚，吐蕃遂尽陷其地，几逼长安（前章“郭子仪·功高谦退”所书吐蕃陷京、代宗出奔，即是此患）。盛唐时“万里横戈”的雄风，一去不返，转成“边患不绝”的隐忧。安西、北庭孤悬西域，最终与中原音问断绝；河西走廊，直到晚唐才由张议潮归义军收复——而那已是百年后的事了。
　　
　　三大痼疾，环环相扣：藩镇须兵，兵须饷，饷出于民而民愈困；民困则盗起，盗起则镇裂，镇裂则又须兵。宦官挟兵以制君，君疑将而益信宦，将叛则镇裂——王朝，便在这恶性循环里，一步步滑向黄昏。可叹者，安史之乱打了八年平了，这三大痼疾，却缠了唐室足足一百四十余年，直到朱温篡唐，方才“了结”——以最残酷的方式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史笔若只写病症，便小看了这个时代。
　　
　　安史八年，唐人失了长安、失了洛阳、失了河北、失了河西，却未曾失了那点不肯弯的筋骨。你看郭子仪，三落三起，功高而主不疑，以“臣不过一卒”善终（前章已书）；你看李白王维杜甫，一个以诗酒啸傲、一个以山水禅寂、一个以诗史记录，在倾覆的世道里，各自活成了不肯苟且的自己（前章“李白与王维”已书）；你看那烧戍衣的老卒，你看那广州港撑起风帆的蕃商，你看那乱世中仍在译经的胡僧——盛唐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，不是疆域，不是财货，是这一种风骨：坚韧，包容，不屈。这风骨，写在郭子仪洞开的府门里，写在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呼号里，写在王维辋川的泉水里，也写在那名老卒烧戍衣时落下的泪里。它不问贵贱，不分胡汉，不论成败——只要人还肯挺直脊梁活，这风骨，便在。
　　
　　这风骨，历经乱世淬炼，反倒比开元的繁华，更经得起时光。它告诉后来者：一个时代会落幕，可一个民族在落幕时挺直的脊梁，会立在落幕之后，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地基。第六卷“乱世悲歌”，自香积寺的腥风起笔，至史朝义的枯骨、河朔的裂土收笔，写的从来不是“盛唐如何亡”，而是“盛唐如何，在一个人心里，不肯亡”。当史朝义在林中自缢、当三镇印信入了叛将之手、当长安的柳絮与五月飞雪都落尽，那个由开元盛世淬炼出的、关于坚韧与包容的精神，已悄然渡海，落在了广州的桅樯上，落在了老卒烧戍衣的泪里，落在了每一个不肯弯的普通人身上。这，便是盛唐真正的、不被刀兵夺走的遗产。回想卷首——香积寺收复长安那日，朱雀门前曾有个老妇，跪捧一碗清水，无人肯喝（前章“香积寺之战”钩子所书）；这碗水，越过洛阳、越过邺城、越过玄宗的冷殿，一路流到元和、流到大中，流成了这乱世里最倔强的一笔人性告白：纵使王朝裂了、贵贱换了、信义没了，总还有人，肯为一点干净的东西，跪下来，或，站起来。盛唐的疆土碎了，盛唐的这口气，没碎。
　　
　　篇五“双帝驾崩与尾声”，以玄宗、肃宗相继崩殂开篇，以史朝义自缢、河朔裂土收尾——双帝去了，叛首也去了，可唐室非但没能“从此太平”，反倒背着三大痼疾，蹒跚走进了中晚唐的长夜。这便是“尾声”二字最沉的意味：它不是结束，是另一种开始的序曲。盛唐的歌，在这里低下了调子，却并未真正终曲。史笔若以此收束第六卷“乱世悲歌”，该写的，从来不是“乱平”二字，而是乱平之后，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唐。它姓李，它都长安，它的诗人还在写诗、商船还在出海、老卒还在烧衣——可它，再不是玄宗开元那个，万邦来朝、海内承平的唐了。它成了一个在裂痕中喘息、在夹缝里维系、却始终不肯倒下的唐。而这“不肯倒下”四个字，恰是盛唐留给后世，最贵重的遗产。可乱平了，有一桩东西，却随这八年的血，一起凉透了——那便是“信义”二字。朝廷以官爵买叛将的降，叛将以降换朝廷的官；今日歃血为盟，明日兵戈相向；父子相杀、君臣相卖，成了这八年里最寻常的风景。当“信”不再是信、“义”不再是义，一个社会最底层的黏合剂便告瓦解，剩下的，只有赤裸的利害与刀锋。而这“信义之崩”，恰恰，是比河朔裂土更难治的病根——因为土地可以收复，人心一旦凉了，却再难回暖。回望这整卷“乱世悲歌”，从香积寺的腥风，到两京的收复，到邺城的溃败、河阳的死守，到李白、王维、杜甫的三种活法、郭子仪的功高谦退，到玄宗的冷粥、肃宗的惊崩，再到今日史朝义的林中自缢、河朔的裂土分茅——写来写去，写的都是《盛唐长歌》卷首那四样东西：自由、财富、权力、信仰。安史之乱的根，是权力失控（玄宗纵权于奸佞、肃宗疑权付阉人）；乱中的糜烂，是财富错配（子女玉帛归回纥、三镇以财养兵、朝廷以财买安）；而乱后那些不肯弯的人心，是自由不灭（郭子仪的坦荡、杜甫的诗史、蕃商的老实、老卒的泪）。四者交织，便是这卷人性告白的全部肌理：权力误用则国破，财富错配则生民凋敝，而唯有内心那点不肯折的自由，能在一切崩塌时，为人留住最后一点人样。
　　
　　一名降将在新朝廷受封后，夜里独自饮酒。他对亲兵说：“我杀了你们的人，你们封我官。这天下，还有信义吗？”亲兵答不上来。他把酒杯砸在墙上：“没有信义，那就各凭本事。”——这句话，后来成为藩镇百年的准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