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6章:周作人先生的讲座
第166章:周作人先生的讲座 (第1/2页)关于文明，关于制度，关于变革的艰难与可能的路径……这些庞大而沉重的问题，似乎不再那么遥不可及，不再仅仅属于课堂和书本，而是可以与他这样的普通学生发生关联，可以在同辈的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。
他想起了王崇义，那个在西山温泉村致力于“教育救国”的旧式文人，其道路或许迂缓，但未必全无价值；想起了陈伯父，那个身怀绝技却选择隐于市井的武者，其沉默或许是一种无奈的坚守；想起了谌宏锦先生，那位在历史尘埃中寻找民族出路的孤独者；也想起了鲁建国先生，那位在地理课堂上慷慨激昂的呐喊者。
每个人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，回应着这个时代。
激进也好，温和也罢；呐喊也好，沉默也罢，都是在寻找那条“文明的征途”。
而他林怀安，一个普通的中学生，他的道路又在哪里？
是继续埋头书本，预备将来的升学？
是如余培军所邀，与同好者结社探讨，发出微弱的呼声？
还是像前日校门口那样，在具体的、微小的不公与压迫面前，运用智慧与勇气，做一点实实在在的抗争？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
他抬头望向暮云四合的天空，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，转身向食堂走去。
前方的路依然模糊，但脚步，似乎比来时坚定了一些。
至少，他不再是一个人独自摸索。
思想的交流，同道的出现，本身就是一种力量，如同在漫长的黑夜中，看到了不远处另一星微弱的灯火。
明日周作人先生的讲座，又会带来怎样的启发或碰撞？
他隐隐感到，这平静的校园之下，思想的潜流正在涌动，或许，一场不同于街头斧头、也不同于操场拳脚的另一种“较量”，即将在思想的领域展开。
那或许没有硝烟，没有呐喊，但其影响，可能同样深远。
民国二十二年，九月八日，星期五。
昨日与余培军在图书馆的一番深谈，如同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，在林怀安心中漾开层层涟漪，久久未能平息。
那位清瘦学弟眼镜后闪烁的思辨光芒，对“巴力门”、进化论、传统变通之道的见解，都让林怀安感到一种“吾道不孤”的慰藉。
然而，这种思想上的共鸣所带来的温暖，很快便被周五上午那堂“党义公民课”的冰冷现实驱散了几分。
这“党义公民课”，是国民政府为“统一思想”、“培植党国观念”而在各级学校推行的课程，内容无非是三民主义、建国大纲、领袖言论之类。
在中法中学这类私立学校，虽不像公立学校那般严格，但形式总要走一走的。
授课的是一位姓胡的教员，年约四十，梳着一丝不苟的中分头，穿着熨烫平整的浅灰色中山装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但眼神里总带着一种审视的、近乎刻板的严肃。
上午第三节课，胡教员夹着讲义，迈着方正的步伐走进教室。
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、有气无力的“起立”、“老师好”、“坐下”的声音。
大多数学生对这门课兴趣缺缺，有的偷偷在课桌下看小说，有的望着窗外发呆，还有的干脆闭目养神。
林怀安也谈不上喜欢，但他会听，因为他想知道，官方究竟想向青年学生灌输些什么。
胡教员在讲台上站定，目光扫过台下，对学生们的精神状态似乎不甚满意，但并未多言，只是清了清嗓子，翻开讲义：
“今日，我们继续研读国父的《三民主义》。
上次讲到民族主义，今日讲民权主义，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生要义。”
他照本宣科，开始讲述“政权”（选举、罢免、创制、复决四权）与“治权”（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五权）分离的精妙构想，讲述“军政、训政、宪政”三阶段的建国方略。
他的语调平稳，用词规范，但听起来就像在背诵一篇与己无关的公文，缺乏谌宏锦先生讲历史时那种沉郁的痛感，也缺乏鲁建国先生讲地理时那种激昂的愤慨。
“民权者，民众之权力也。
国父有言：‘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。’此乃共和之真谛。”
胡教员推了推眼镜，继续道，“然则，民众智识未开，不可骤予大权，故需经历‘训政’阶段，由本***，教导民众行使民权……”
台下有学生发出几不可闻的嗤笑。
训政，训政，训了这么多年，何时才能“宪政”？
这话没人敢明说，但那不以为然的气氛，却悄然在教室里弥漫。
胡教员似乎也感到了这种气氛，他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：
“当然，民权之实现，有赖于民生之改善。
国父有云：‘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，社会的生存，国民的生计，群众的生命。’
解决民生问题，首在防止社会之贫富不均，消弭阶级之祸源。
此乃民生主义之核心。”
他讲到“平均地权”，讲到“节制资本”，讲到“发达国家实业”。
这些理念，在国父的论述中，本有着深刻的针对性和美好的愿景。
但在胡教员的讲述里，它们变得抽象而空泛，更像是一种必须背诵的教条，而非可以触摸、可以期待的现实。
这时，坐在林怀安斜前方、平日就有些愤世嫉俗的同学陈青松，忽然举起手。
胡教员示意他发言。
“胡先生，”
陈青松站起来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，“国父主张‘平均地权’，防止地主垄断。
可据学生所知，如今江浙、湖广许多地方，土地兼并依旧严重，佃农租税沉重，生活困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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