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9章　初唐四杰与遣唐使

第39章　初唐四杰与遣唐使 (第2/2页)

长安一百零八坊，住着半个亚洲。其中最虔诚的学生，来自海东。倭国——后来改称日本。第一批遣唐使，贞观四年从难波津启航。
　　
　　大使犬上御田锹，年轻时做过遣隋使，这一次，他带着留学三十年的僧人学成归国，再次西来。
　　
　　大唐那边，也派了使者回访——高表仁，跟他一起渡海东去，唐日之间，第一次互遣使节。从此，海路上樯帆相望。
　　
　　贞观年间，学问僧旻、高向玄理先后归国。这两个人，在日本是弃子，在大唐学了二三十年。回国不久，一场政变改变了列岛——
　　
　　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，诛灭权臣苏我氏，孝德天皇即位，建元大化。新政权的国博士，就是旻和高向玄理。
　　
　　大化改新的诏书，从班田、赋税到百官，处处都是大唐制度的影子。两个留学僧，把一座长安的骨架，背回了日本。
　　
　　此后，一批又一批，冒着覆舟之险，渡海西来。史称遣唐使。遣唐使不是一个人，是一支使团。
　　
　　船数艘，人二三百——大使、副使、判官、录事，加上留学生、学问僧、工匠、水手。出发之前，有一整套仪式。
　　
　　天皇授大使节刀——节刀在手，如朕亲行。使团先拜住吉大社，祭海神；再到难波津登船，长官捧着节刀立在船头。
　　
　　母国的君臣送到海边，望着帆影消失在水平线上。谁都知道，这一去，未必回得来。渡海是玩命的差事。
　　
　　没有海图，没有罗盘，靠着季风与经验，黑水洋上一漂就是月余。风暴一来，桅折船裂，一船人喂了鱼。
　　
　　唐初几十年间，溺死在海上的日本留学生，不知凡几。可还是有船来。一批，又一批。来学什么？什么都学。
　　
　　官制——回来照搬，大化改新之后，日本设二官八省一台，几乎就是尚书省的翻版。
　　
　　田制——回来照搬，班田收授法，脱胎于均田令；租庸调制，连名字都没改。
　　
　　都城——回来照搬，藤原京、平城京，一条朱雀大街贯穿南北，宫城居北，坊市如棋盘——一座座小长安，在奈良的盆地里生长。
　　
　　文字——汉字拿去，草书偏旁拆下来，拼成了假名。法律——《大宝律令》，以唐律为母本，删删改改，颁行列岛。
　　
　　一句话——搬不动的搬图纸，搬得动的连魂一起搬。这一年，又一艘遣唐使船，泊在了登州港。
　　
　　使团里有一名年轻的留学生，姑且叫他井上。井上随使团登陆，经莱州、汴州，走了两个月，第一次望见长安的城墙。
　　
　　那一天，他站在明德门外，半天没有说话。城墙高得遮住了太阳，门洞五道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入城那日，恰逢望日。
　　
　　井上在长安的一日，是这样过的——
　　
　　天不亮，承天门上的晓鼓敲过，六街的街鼓次第应和，声浪从皇城滚向坊市。鼓声里，坊门开启。
　　
　　外国使节入城，自有规制：鸿胪寺典客署接引，安置四方馆，粮料、炭火按例供给——留学生入学，还赐衣赐绢。
　　
　　大唐待客，给的不是客气，是制度。一百零八坊，像一百零八个棋盘格子，同时醒来。
　　
　　他随人流走上朱雀大街——宽一百五十步，比平城京规划里最宽的路，还宽出三倍。街东，是万年县；街西，是长安县。
　　
　　一街之隔，两个衙门管着一座城。上午，他随正使入太极宫朝见。太极殿前，丹墀之上，钟磬齐鸣，仪卫如林。
　　
　　天子赐宴，命妇献乐，礼官唱赞，一步一规矩。
　　
　　井上在丹墀下跪拜，额头贴着金砖，心里在飞快地记：这一礼，回去要写进仪制；这一宴，回去要写进礼典。午后，他去国子监。
　　
　　那场宴，井上记得最细。殿上不设合席，诸官各据一张矮足食案，席地跪坐，一人一案，一案一份——蒸饼码在案头，炙肉切作小脔，时果按人配给，连酒盏的样式，都是各归各的。礼官引着上菜的次序，先果后馔，先酒后饭，一步不许乱。井上跪在自己的食案前，把这些一条一条记在心里：点心的形制、配份的数目、进馔的礼数——将来，都要照这个样子，搬回海那边的朝廷去。
　　
　　国子监里，诸生济济，其中高鼻深目者不在少数——新罗学生最多，排满了讲席前排。
　　
　　新罗王族子弟金春秋父子，先后入唐宿卫，在长安一住多年，回国一个做了王，一个继位也做了王。
　　
　　吐蕃、高昌、渤海……四夷子弟入国学，前后八千余人。长安的太学，是半个亚洲的太学。
　　
　　祭酒讲《礼记》，讲井田，讲均田，讲租庸调。井上听得入神。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：唐国的强，不在城墙，不在刀兵。
　　
　　在这间讲堂里。在典章制度里，在一套让千万人生死有序的规则里。傍晚，他逛东市。
　　
　　东市西市，各有二百二十行——绢行、药行、铁行、秤行、鱼行、书行。
　　
　　驼队从西域来，刚进西市，卸下的香料还带着于阗的沙味；胡商牵着高鼻深目的骆驼，铃声一路响过十字街。
　　
　　波斯邸里卖宝石，胡姬酒肆里劝酒，鞍辔铺里明光铠标价百万。井上买了一卷《文选》，一方端砚，两锭墨。
　　
　　书肆主人问他：番客也读汉书？他答：敝国读书人，不读汉书，算不得读书人。主人笑了，多送他一部历日。
　　
　　夜里，他回到四方馆的住处，就着油灯写日记。鼓声六百下，坊门关闭，武候铺的街卒巡行六街——长安的夜，是有规矩的夜。
　　
　　写今日所见，一笔一画，全是汉字。写罢吹灯，满城灯火从窗纸上透进来——
　　
　　长安是不夜的。这一日见闻，将来会变成什么？变成律令，变成佛寺，变成平城京的坊市，变成东瀛书页里的汉诗文。
　　
　　这一日见闻，后来跟着他回了国。归国后，井上入了大学寮执教，再后来，进了撰定律令的班子。
　　
　　他把记在心里的东西，一条一条，写进日本的第一部律令。
　　
　　——史笔后议。
　　
　　有唐一代，日本遣唐使前后十九批。
　　
　　一批批人渡海而来，学成归去，把一座长安，拆散了装进船舱，运回列岛，再一砖一瓦地重新搭起。
　　
　　十几年后，白江口一战，日本水师百余艘，被唐军焚毁殆尽。败了。败得毫无脾气。
　　
　　耐人寻味的是，战败之后，日本的遣唐使，派得更勤了。
　　
　　被打服，不如说被学服——它看清了那个一衣带水的邻居，是何等体量的文明。模仿到这个地步，已经不是模仿，是皈依。
　　
　　有人问：为什么偏要学唐？井上们用脚回答了这个问题——
　　
　　波斯太远，天竺太乱，大食的典籍读不懂。
　　
　　只有一个长安，制度完备，典籍浩繁，物价平准，夜里不用闭户——还敞开国子监的门，容外邦子弟列席听讲。
　　
　　文明的高处，就是人心所向的方向。而这一切的源头，在贞观。在轻徭薄赋，在夜不闭户，在一个让远方觉得值得学的王朝。
　　
　　第四节文化输出——汉字与佛法的东传
　　
　　遣唐使的船，是空着来的，是满着回去的。船舱里码着的木箱，过了海关，由官府车马一路护送到难波津。
　　
　　开箱那天，往往还有皇子在场。满舱装的是什么？典籍。纸上的字，比刀剑的分量重——刀剑护得了一时，字养得了一国。
　　
　　一批一批的遣唐使船，从明州、登州、楚州起航，船舱里码着木箱，箱里是一卷一卷的书——
　　
　　儒经：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。史书：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。
　　
　　文集：《文选》《楚辞》，还有最新最时髦的唐人诗卷——
　　
　　四杰的诗，就在其中。王勃的集子，传到了日本，平安朝的文士人手一卷；《游仙窟》在国内失传，靠东瀛的抄本留了下来。
　　
　　几十年后，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，行囊里的清单足以让长安书商咋舌——
　　
　　《大衍历》一部，《乐书要录》一部，还有测影的铁尺、铜律管。
　　
　　传说片假名也出自他手：取汉字偏旁，标日语音——真伪难考，但汉字催生假名，是不争的事实。
　　
　　再后来，空海入唐，携回的密教典籍与书法，又开出一片新天地。
　　
　　而这一切东渡的珍宝，有许多至今还躺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——唐代的墨、唐代的琴、唐代的屏风，一藏就是一千二百年。
　　
　　一座仓库，就是一个王朝的背影。佛经，更是大宗。大慈恩寺新译的经论，一部一部东渡。
　　
　　随遣唐使船西来的学问僧，在长安求法十几年，归国时经卷装满数船。
　　
　　道昭，日本法师，随遣唐使入唐，直奔长安，投在慈恩寺玄奘门下。玄奘亲授他法相宗义理，又赠他利涉之言。
　　
　　道昭归国，行脚传法，夜宿路边，说法不辍——日本人说，他是行脚僧风气的开创者。法相宗从此在日本开枝散叶。
　　
　　后来，鉴真和尚六次东渡，带去的经卷、佛像、医药、建筑、书法，把这场文化搬运，推到了顶峰——
　　
　　那是百年后的事了，火种却是在这时埋下的。新罗更近，学得更狠。新罗留学生入唐国子监，与唐人同场应举，及第的叫宾贡进士。
　　
　　崔致远十二岁入唐，十八岁及第，一手骈文写得比唐人还地道。新罗的衣冠、历日、谥法、陵寝制度，无一不仿唐。
　　
　　连腰间的带，也照着大唐的样子铸。唐制：带銙缀于革带，以材质别尊卑，三品以上方能饰玉。新罗学了这个规矩，贵臣的带上也缀起玉銙。使臣归国，行囊里除了典籍佛经，还常悄悄带上几副长安玉工的带銙——半岛上制不出那样精的玉，一枚玉銙，便是一份从长安带回的体面。
　　
　　朝鲜半岛上，汉文是官方文字，一用千年。山东沿海，楚州、涟水，聚居着新罗商人，坊市称新罗坊；
　　
　　山东半岛的赤山法华院，是新罗人建的寺院，张保皋的商船队以此为基地，纵横黄海——
　　
　　唐的文明，像水一样，顺着商路与航线，漫向四邻。有唐一代，输出的是什么？是汉字，是佛法，是制度，是诗。
　　
　　可细想之下，输出的其实是一件东西——
　　
　　一种活法。一种“可以这样生活、可以这样治理、可以这样安顿身心”的样板。制度是骨架，文字是血脉，佛法是心肠，诗是呼吸。
　　
　　一船典籍渡海，就是一个文明在播撒自己的种子。种子不带刀兵，不派官吏，不立旗帜。可它落了地，百年千年，改天换地。
　　
　　有的种子落在石板上，枯了。落在东瀛的种子，生根了，发芽了，长出了另一个模样——
　　
　　像，又不全像。日本学了唐的一切，学到最后，还是日本；新罗学了唐的一切，学到最后，还是新罗。这正是唐的伟大之处——
　　
　　它从不强求别人变成自己。它只是把自己活成灯塔，让渡海的人自己来看，自己来学，自己决定带走什么。
　　
　　——史笔后议。
　　
　　六十多年后，开元五年，又一艘遣唐使船抵达长安。船上有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，叫阿倍仲麻吕。
　　
　　他入国子监读书，后来科举及第，在唐朝做官——左补阙、秘书监、卫尉卿，一路做到镇南都护、安南节度使。
　　
　　一个日本人，管着大唐的南疆。朝廷赐名：晁衡。玄宗待他极厚，他上表请归，皇帝不许；再请，仍不许。
　　
　　天宝十二载，他终于获准随遣唐使东归，玄宗亲自题诗相送，王维写序——
　　
　　“乡树扶桑外，主人孤岛中。”长安的故人，都当这是一去不回了。
　　
　　他和王维、李白结为朋友；李白写诗送他东归，误传他海上遇难，挥泪写下《哭晁卿衡》——
　　
　　“明月不归沉碧海，白云愁色满苍梧。”他其实没死，船漂到了安南，九死一生，又回到了长安。
　　
　　李白白白哭了一场，把诗写在人间，一哭就是千年。此后余生，他再没回过日本。
　　
　　代宗朝，他官至光禄大夫，兼御史中丞，北海郡开国公，食邑三千户——客卿做到这个份上，前无古人。
　　
　　大历五年，晁衡卒于长安，终年七十三。朝廷追赠潞州大都督。一个日本人，葬在了大唐的官册里。
　　
　　遣唐使阿倍仲麻吕（晁衡）在长安住了五十三年。
　　
　　他学成那夜，站在大雁塔上望东——
　　
　　海那边是他的故乡，海这边成了他的家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