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章　高宗即位与永徽之治

第41章　高宗即位与永徽之治 (第1/2页)

第三卷武周风云（649—712）
　　
　　篇一永徽之治（649—655）
　　
　　第一节即位之初——长孙无忌辅政
　　
　　贞观二十三年六月，翠微宫。太宗皇帝的梓宫还停在含风殿，长安的丧钟已经隔着终南山，一声一声传了过来。
　　
　　太子李治跪在灵前，哭得几乎昏死过去。扶他起来的，是舅舅长孙无忌。无忌只说了一句话：
　　
　　“殿下，先死了爹的人，要替没死爹的人活着。”
　　
　　这话糙，理不糙——储君的眼泪，从这一刻起，不再是儿子哭父亲，而是天下的主人哭先帝。
　　
　　六月甲戌朔，太子李治即皇帝位于柩前，大赦天下。时年二十二岁。是为唐高宗。
　　
　　登极大典仓促而简：梓宫在侧，君臣缟素，百官朝贺的声音都压着，像怕吵醒什么。新君一步一步登上丹陛。
　　
　　二十二年前，他生在这座宫城；二十二年后，他从舅舅手里接过传国玺。玺是冷的。捧玺的手，也是冷的。
　　
　　礼官唱赞的声音里，年轻的皇帝想起父亲临终的话——“无忌、遂良在，汝勿忧天下。”他信了。
　　
　　此后七年，他确实无忧——因为所有的忧，都有人替他忧了。新君即位的第一道诏书，不是改元，不是封赏，而是两个字——
　　
　　罢役。“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。”
　　
　　征了多年的辽东战场，撤；修了多年的宫室台榭，停。跟着先帝的丧车一起入土的，还有一个时代的兵戈与土木。
　　
　　这道诏书，是长孙无忌的手笔。新君照单全颁。颁诏那天，礼部的官员发现一件事：诏书的定稿上，有一处朱笔改动的痕迹。
　　
　　改字的人，不是皇帝。是太尉。没有人提出异议。
　　
　　翠微宫托孤的话音还在耳边——“太子仁孝，公辈善辅导之”——先帝把儿子交给了这几个人，也就把朝政交给了这几个人。
　　
　　君臣之分虽定，权柄之实，已在辅臣之手。朝野上下，人人读得出这层意思：永徽的年代，不折腾。新君的班底，是先帝留下的。
　　
　　太尉长孙无忌，主持中枢，总揽政事。侍中于志宁，管门下省，审核诏令。中书令褚遂良，管中书省，起草诏令。
　　
　　司空李勣，挂着荣衔，坐镇军界。四个人，三个是先帝托孤的旧人，一个是从瓦岗山一路打过来的宿将。
　　
　　四个人里，最沉默的是李勣。先帝临终贬他叠州，他接诏即行；新君即位召他回来，拜尚书左仆射，他也只说了四个字：臣不敢辞。
　　
　　回到长安，有人向他道贺，他摆摆手，转身回了军营。朝堂上的风波，他一概不沾；宴席上的议论，他一概不听。
　　
　　这个从瓦岗山活到今天的老人，深谙一门别的功臣都没学透的学问——
　　
　　什么时候进，什么时候退，什么时候，装聋。皇帝对他们执礼甚恭。
　　
　　每天听政，无忌奏事，皇帝必称“元舅”；褚遂良谏诤，皇帝离座相迎。
　　
　　于志宁进讲，皇帝命人赐座；李勣入朝，皇帝亲自扶下殿阶。
　　
　　满朝文武看在眼里，都放了心：先帝尸骨未寒，可先帝的制度还在，先帝的人还在。新君也守规矩。
　　
　　有一天，皇帝临朝，忽然对褚遂良说：朕想看看起居注，看看史官怎么写朕。褚遂良答：起居注，人君不得观。
　　
　　皇帝问：朕有不善，卿必记耶？褚遂良答：臣职当载笔，不敢不记。
　　
　　站在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洎补了一句：设遂良不记，天下之人皆记之。皇帝默然，从此不再提看起居注的事。
　　
　　——先帝在时，也是这么被顶回来的。
　　
　　老臣们守规矩，守得心安理得；新君被规矩顶着，也顶得心平气和。至少此刻如此。永徽元年正月，有司奏请改元。
　　
　　年号拟了几个，呈到御前，皇帝只问了一句：“无忌舅舅看哪个好？”
　　
　　——这句话，日后会成为史家笔下的一根刺。
　　
　　但此时此刻，没有人觉得不妥。呈上来的年号，还有一个备选，叫“天圣”——取“天圣人极”之意，气象宏大。无忌把它划掉了。
　　
　　理由只有一句话：新君初立，年号宜守不宜功。天圣，是给开疆之君用的；永徽，是给守成之君用的。无忌选的是“永徽”。
　　
　　永者，长也；徽者，美也。永徽，永久的美好。
　　
　　不激进，不求奇，不追慕汉武，不攀比秦皇——这个年号的基调，是“把贞观的日子，安安稳稳过下去”。
　　
　　定年号的这天，褚遂良私下对于志宁说了一句话：“新君仁厚，元舅公忠，你我尽可安心修史了。”于志宁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　　
　　这位当过两任太子老师的老人，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——
　　
　　仁厚的君主，最怕的不是臣强，而是有一天，君主不再想仁厚。正月，改元永徽。大赦，赐酺，免关中二年租赋。
　　
　　长安的酒肆，免费招待了三天。
　　
　　第三天傍晚，一个卖胡饼的老汉收摊回家，路上对相熟的铺主说：改朝换代，摊子还是我的摊子，饼还是我的饼。
　　
　　铺主笑他：那你盼什么新君？老汉想了想：盼的就是这个——不用盼。这大概就是“永徽”两个字，在长安城里的分量。
　　
　　一个时代，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开始了。
　　
　　第二节永徽之治——“有贞观遗风”
　　
　　永徽三年的长安，是个什么模样？史官给的评语是八个字：“百姓阜安，有贞观遗风。”
　　
　　八个字，说尽了七年。可是史笔如金，读者如雾——这八个字背后，长安城里的日子，究竟是什么成色？去看米价。
　　
　　米价，是帝王家的另一面镜子：镜子里没有庙堂，没有颂歌，只有千家万户的锅。西市的粮行，粟米一斗，不过四五钱。
　　
　　贞观初年斗米值绢一匹的时候，谁能想到？隋末大乱，米贵到斗米千钱，人相食；武德年间，年年用兵，米价仍高。
　　
　　到贞观中兴，斗米三钱，太宗皇帝曾在朝会上得意地问群卿：古来圣王，可有此等成就？如今，永徽的米价，与贞观并肩。
　　
　　绢每匹二百钱上下。布更贱。
　　
　　一个在官府做工的短工，一月工钱，够一家五口吃半个月饱饭；再加些纺织的活计，年底还能给娃娃扯一身新衣。
　　
　　西市里，胡商的驼队照旧络绎。波斯的珠宝，于阗的玉，高昌的葡萄酒，堆满了胡姬当垆的酒肆。
　　
　　有个卖了半辈子酒粟特商人，常对客人念叨：他见过隋末的长安——那时候一斗米换一个孩子，酒肆里喝醉的多是亡命徒。如今呢？
　　
　　如今喝醉的，多是赶考的书生、收工的匠人，和替东家跑腿的伙计。太平日子，是把人从鬼变回人的日子。
　　
　　这话他说了七年，说了无数遍，每说一遍，都要抹一次眼睛。
　　
　　——这不是某个清官的政绩，这是治世的底色。
　　
　　再去看讼狱。大理寺的老狱吏，闲得在狱门口晒太阳。牢里的囚犯，十不盈一。
　　
　　隋末那种“一人犯法，百家连坐”的日子，老狱吏见过；武德年间府兵轮戍、逃亡成风的日子，他也见过。
　　
　　他给新来的狱卒讲过一桩旧案：贞观年间，有个县令判了一起窃案，案卷送到大理寺，被驳回三次。
　　
　　驳回的理由，一次是量刑过重，一次是证据不足，一次是引律有误。第三次驳回的批语上写着八个字：“人命至重，不可率断。”
　　
　　如今这样的案子，一年比一年少——不是没人犯案，是州县的官学会了照律断案，照疏说理，案卷一上去就过。
　　
　　律，成了官民共守的东西。这是治世最深的一层底色。如今呢？律条比前朝更细，可犯人反而更少。为什么？
　　
　　因为律细，民知所避；因为吏不敢欺；因为收成好，人心安。
　　
　　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——管子的话，长安城正在一句一句地兑现。
　　
　　永徽四年，一件大事震动了整个法学界——不，那时不叫法学界，叫律学界。《律疏》颁行了。这件事要从永徽初年说起。
　　
　　先帝留下的《贞观律》，已经是大唐律法的高峰：五百条，十二篇，宽平慎刑。可是律条是死的，案子是活的——
　　
　　同一条律文，你这样解，我那样解，各州各府，判决悬殊。
　　
　　同样是“夜无故入人家”，甲州的主簿援引这条，判杖八十；乙州的县令援引同一条，判徒一年。百姓犯糊涂，吏胥上下其手。
　　
　　永徽元年，皇帝敕命：太尉长孙无忌、司空李勣、尚书左丞段宝玄、大理少卿贾敏行，会同弘文馆学士，共议修律。
　　
　　永徽二年，《永徽律》成，颁行天下。可解释权的问题还在。
　　
　　于是又命长孙无忌领衔，中书、门下、大理寺的通人，为律文逐条作“疏”——官方注解。疏者，通也。
　　
　　律条之后，附以问答：设问，作答，把每一条律文适用边界，掰开揉碎，讲得明明白白。
　　
　　一条“诸夜无故入人家者，笞四十”，疏议便引经据典，说明何谓“夜”，何谓“无故”。
　　
　　何谓“人家”，主人登时杀死，为何勿论。这样的疏议，五百条律文，三十卷，洋洋五十万言。
　　
　　修疏的人里，有通晓律令的法官，有精通经义的学者，还有从地方州县召来的老吏。一条一条地议，一问一答地磨。
　　
　　有时为了一个字的分寸，几个老人争到深夜：这个字用“依”，还是用“准”？
　　
　　依，是照此办理；准，是参照办理——一字之差，天下断狱的尺子就差一寸。最后定稿的字，个个都掂过斤两。
　　
　　永徽四年十月，《律疏》颁下，明诏：天下断狱，皆引疏议；考试明法，以为教材。从此，律有定文，疏有定解。
　　
　　科举的明法科，考的就是它；州县的断狱官，案头摆的就是它；后来的一千多年，宋、元、明、清修律，都拿它当蓝本——
　　
　　后世称之为《唐律疏议》。中华法系的地基，就此奠定。而它的领衔者，正是长孙无忌。修律的那些年，无忌几乎住在弘文馆。
　　
　　馆里的茶博士后来回忆：太尉年过花甲，常常一坐就是半夜，老花眼凑着灯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
　　
　　有一晚下大雪，属官劝他回府，他不走，说了一句：“今日早睡一个时辰，明日狱中可能多冤一个人。”满馆的人都不说话了。
　　
　　有一夜，他核完最后一卷，搁笔，对身边的属官说了一句：
　　
　　“法者，天下之公器。我们今日多写一个字，来日狱吏就少一分弄权的余地。”这话，是这位权相一生中最值得记的一笔。
　　
　　——可惜他自己忘了。
　　
　　这是后话。米价低，讼狱清，律法明，四夷安。晋州地震，皇帝减膳撤乐，下诏引咎；朝廷的政事，一仍贞观旧例，未曾更张。
　　
　　倒是各地报上来的祥瑞，一年比一年多：嘉禾、白雀、甘露、景云……其中有真的，也有假的。
　　
　　报祥瑞的官员未必糊涂——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主政者爱听什么，天下就长出什么。好在永徽年间的皇帝，还不太爱听这个。
　　
　　有一回，有司奏报“天降甘露于某家”，请昭告天下。皇帝问褚遂良：甘露是什么味道？
　　
　　褚遂良答：史书上说，其凝如脂，其甘如饴。皇帝笑了：那吃了能长生吗？
　　
　　褚遂良正色：不能。秦皇汉文都见过甘露，一个求仙死在沙丘，一个俭朴善终——可见甘露与国运无关，与君行有关。
　　
　　皇帝点头，把祥瑞的庆典压了下去。
　　
　　——这样的事，贞观年间常见；永徽年间，也还常见。
　　
　　老臣们守着这些老规矩，像守着一炉不敢熄的火。
　　
　　第三节灭西突厥——高宗朝武功
　　
　　治世不等于无战。永徽、显庆年间的武功，比之贞观，不遑多让——
　　
　　永徽六年，程知节西征；显庆二年，苏定方灭西突厥；显庆五年，苏定方浮海灭百济。说到这里，得先讲讲苏定方这个人。
　　
　　苏烈，字定方，冀州武邑人。他这个名字，在后世的评书里被抹得很黑——“苏定方设计害死罗成”，妇孺皆知。可那是演义。
　　
　　历史上的苏定方，是大唐军功的另一半脊梁：一生灭三国，皆生擒其主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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