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6章 宇文融括户与财政改革
第76章 宇文融括户与财政改革 (第2/2页)问题，就出在这段陆运上。
从洛阳到长安，陆路八百里；从陕州到长安，也有六百里。六百里陆运，一石粮的运费，要花去一千文钱；而粮本身，一石才值几十文。运费是粮价的十倍还多。运到长安的一石米，一半是米，一半是脚钱。更要命的是三门峡。三门者，神门、鬼门、人门也。黄河在这里被山势一束，河水如沸，中有砥柱，船行至此，十有七八要翻。老船工说：神门不敢过，鬼门过不去，人门过去，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三门的险，是天下闻名的：黄河到了这里，被两山夹住，河面骤然收窄，水流如箭；河心立着三根石柱，浪头打上去，碎成一天的白雾。船进三门，先要认准水道，一桨偏了，不是撞上石柱，就是被浪掀翻。漕船过三门，船工们要在岸边烧纸祭河神，求神门、鬼门、人门，今天开恩，放这一船过去。每年漕运，三门之下，总要沉几船粮，死几个人。朝廷不是没想过办法：开陆路、修栈道、改车运——都试过。陆运的车，走一趟，车坏牛死；运费贵，耗损大，运量还上不去。年年运，年年亏，年年不够。
开元二十一年，又一位财臣，走到了台前。他叫裴耀卿。
裴耀卿比宇文融年长十岁上下，绛州稷山人。此人行事，与宇文融大不相同：宇文融性急，锐意进取，如快刀；裴耀卿性缓，老成持重，如钝斧。他做地方官多年，从长安令做起，历州刺史、京兆尹，所到之处，以宽厚著称，百姓爱戴。开元二十一年，玄宗擢裴耀卿为宰相，兼江淮河南转运使，把漕运的担子，交给了他。
裴耀卿接了这个差事，没有急着上任，先把漕运的旧账，翻了个底朝天。
他算了一笔账：漕粮从江淮到长安，全程数千里，船换车，车换船，一石粮的运费，抵得上粮价的十倍。钱花在哪儿了？花在“车牛”上——陆运的牛，要人养；陆运的车，要人修；陆运的夫，要人雇。六百里陆运，就是六百里银子。他又算了一笔账：江淮的粮，不是不能多运，是运不到——船到了陕州，过不了三门；粮堆在岸边，等着车拉，一年就那么几个月，运多少，全看有多少车、多少牛。
算完这两笔账，裴耀卿上疏，提出八个字：变陆运为水运，分段转运。
他的办法是：在黄河与汴河交汇处的河口，置河阴仓；在三门之东，置集津仓；在三门之西，置盐仓。江淮的漕船，只运到河阴仓，卸粮入仓，船即回航；河阴仓的粮，由黄河船运至三门东的集津仓；三门天险，粮不入河，改由陆运十八里，运到三门西的盐仓；盐仓的粮，再装船，逆流而上，运至太原仓，转漕入关。每一段，都有仓；每一段，都换船；船不越段，段段接续。三门之险，用十八里陆运绕过；其余千里水路，全走水运。这样，运费大省，运量大增，一年四季，都能运粮。
开元二十二年的春天，第一支按新法编组的漕船队，从扬州出发了。
船队入汴河，过通济渠，一路北上。船到河阴，不再西进，船夫们把粮一袋袋卸进河阴仓，然后掉头回航——往年，他们还要咬着牙闯三门，今年，不闯了。河阴仓的守仓吏，看着仓廪渐满，连夜给长安发了一封喜报。三门东的集津仓，十八里陆路上，牛车来来往往，把集津仓的粮，一车车运过三门，卸进盐仓。盐仓西边，又是一队漕船，等着装粮西行。老船工们站在三门峡口，看着自家的船，平平稳稳地从仓边驶过，再也不必在神门、鬼门之间搏命，都呆住了。有个老船工，在三门撑了一辈子船，一只眼睛被礁石溅起的浪花打瞎了。他看着那一队队绕开三门的船，忽然蹲在地上，哭了。问他哭什么，他说：我那些死在三门里的弟兄，没赶上这一天。
新法推行三年，效果惊人：三年间，漕运至京师的粮食，累计七百万石；岁运之数，从一百余万石，增至三百万石以上；每年省下陆运之费，三十万贯。三十万贯是什么分量？够养十万大军一年，够修十座含嘉仓，够给全天下在籍的丁壮，每人发一尺绢。长安的太仓，前所未有的充盈；关中缺粮的警报，从此绝少响起。史官们把裴耀卿的名字，与漕运连在一起，记进了《食货志》。
裴耀卿的名声，比宇文融好得多。
宇文融括户，动的是豪门的奶酪，得罪的是权贵；裴耀卿漕运，省的是朝廷的钱，惠及的是百姓。朝野上下，提起裴耀卿，都说他是“能臣”、“良相”。可裴耀卿自己，心里明白：他省下的三十万贯运费，动的是多少人的饭碗？旧漕运的陆运队，车夫、牛户、脚夫，全靠这条陆路吃饭；新法一改，十八里陆运，十去其九。那些失了业的脚夫，那些闲着了的牛，那些用不上了的车，不会记他的好。还有那些靠漕运吃回扣的经手官吏——粮过一道手，就有一道手的油水；如今船不越段，仓仓对口，油水就没了。裴耀卿知道，这些人，早晚要在朝堂上，跟他算这笔账。
他只是没有说破。他把漕运的账册，一册一册，整理得清清楚楚，交了上去。
第四节财臣之殇——“开元财臣”的结局
先走的是宇文融。
宇文融拜相之后，性子没有改，依旧锐进，依旧锋芒毕露。他掌着财政，又兼着别的差遣，事无巨细，都要过问。政事堂里，他说得最多；同僚们听着，渐渐不接话。有人说他招权纳贿，有人说他结党营私，有人说他欺君罔上——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奏章一封接一封地递到御前。宇文融的政敌们，早已在暗处等着这一天。为相仅百日。开元十七年九月，诏书下：宇文融罢相，出为汝州刺史。
罢相的那天，宇文融出皇城，过朱雀门。门外的广场上，商旅往来，车马如流，与往常没有两样。他站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：我今日去职，这长安，竟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。
转过冬天，又一道诏书追到汝州：再贬，昭州平乐尉。昭州在岭南，远在数千里外。宇文融收拾行装，往南走。还没走到昭州，又一道诏书追来：流放崖州。崖州在海南，比昭州更远。押解官看着他，欲言又止。宇文融自己倒平静了，对押解官说：走吧。敕旨一道比一道远，说明有人不想让我活着回长安。走就是了。
押解官押着他，出潼关，过洛阳，一路向南。
洛阳是大唐的东都，天下的都会。宇文融到洛阳的时候，正是春日。洛阳城的大街上，店铺林立，行人如织：南市里，胡商们吆喝着卖香料、卖宝石；北市里，船帆林立，漕粮、丝帛、茶叶，一船一船地卸；街边的食肆里，胡饼的香气飘出来，勾得人走不动道。市井的繁华，与去年、与前年、与宇文融做监察御史时，一模一样。人们照样买米买菜，照样赶集上会，照样为一文钱的价，争得面红耳赤——没有人知道，这个被押着走过大街的中年人，曾经让八十万户逃民重归户籍，曾经让大唐的库房里，多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缗钱。
押解官在一家食肆前停下来，买了两张胡饼，递了一张给宇文融。宇文融接过胡饼，没有吃，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，忽然说：
“你看，这盛世，是我们这些‘聚敛之臣’，一粒米、一尺布，攒出来的。”
押解官没有说话。
“可史书上，只会写我们‘苛政’。”宇文融咬了一口胡饼，嚼着，咽下去，“写我们括户，是扰民；写我们理财，是聚敛；写我们改革，是邀宠。至于八十万户逃民有没有地种，太仓的米够不够吃——史官们不写。”
押解官依旧没有回答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只是个押解官，他的差事，是把这个人送到崖州去。至于这个人做过什么，史书会怎么写——那不是他的事。
宇文融也没再说话。他吃完那张胡饼，拍了拍手上的渣，跟着押解官，继续向南走。
开元十八年，宇文融病卒于流放途中。他没能走到崖州。
消息传回长安，朝堂上没有人提起。市井间也没有人议论。只有户部衙署里，那个管了二十年账册的老吏，在整理旧档的时候，翻出了开元十二年那份括户的账册，怔了半晌，又把账册放回了原处。账册上，八十余万户的数字，还在那里，白纸黑字，一清二楚。
史书上，对宇文融的评语，只有四个字：聚敛之臣。《新唐书》说他“以聚敛进”，说他“性急多怨”；《资治通鉴》记他括户之功，也记他“务为苛暴”。千百年后的人读史，读到宇文融，想起的，多半是“苛政”二字。可翻开《食货志》的账册：开元年间，户口的增长、太仓的充盈、用度的宽裕，桩桩件件，都写着括户两个字。史笔无情，账册有心。宇文融生前说过的那句话，押解官没有回答；千百年后的读者，也各有各的答案。
接替宇文融的，是裴耀卿。
裴耀卿的漕运，比宇文融的括户，运气好一些。至少他在世时，没有人骂他“聚敛”；他罢相，也不是因为漕运。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，裴耀卿与宰相张九龄同日罢相——排挤他们的人，叫李林甫。李林甫说裴耀卿“浮华”，说张九龄“阿党”，玄宗信了。裴耀卿出为尚书左丞相，是个有职无权的闲衔。他后来历任外官，天宝二年卒于任上，年六十三。史官们给他盖棺定论：裴耀卿“宽和得众”，漕运之功，“千载不朽”。同一个时代的两位财臣，一个死后背上“聚敛”之名，一个生前享有“良相”之誉；可细看他们的账册，一个括了八十万户，一个运了七百万石——大唐盛世的粮仓里，哪一粒米，不是从他们的手上过的？
宇文融之后，大唐的财臣，一个接一个。
天宝年间，韦坚开广运潭，引漕渠通长安，聚天下商货，玄宗在望春楼上检阅船队，盛极一时——后来韦坚被李林甫构陷，赐死。杨慎矜掌太府，理财有方，库藏充盈——后来被人告发“妖言”，赐死。王鉷掌度支，聚敛之酷，过于宇文融——后来坐事，赐死。史家说，这些人，走的都是宇文融的老路：以聚敛得宠，以聚敛取祸。他们的名字，一个个写进了史书的《酷吏》《佞幸》之间；他们的账册，却一页页撑起了天宝年间那个奢靡的、庞大的、灯火通明的盛世。
开元盛世的钱，从哪里来？
从宇文融的括户来，从裴耀卿的漕运来，从一粒米、一尺布来。盛世的光，照在朝堂的丹墀上，照在朱雀大街的车马上，照在曲江池的画舫上，也照在流放岭南的驿道上。人们看见盛世，看不见盛世背后的账册；看见灯火，看不见掌灯的人。
洛阳城的春天，一年又一年。市井依旧繁华，胡饼依旧飘香。没有人记得，那个春天，有个被押解南下的中年人，站在洛阳的街头，说过一句话。押解官没有回答他。可那句话，像一粒掉进账册里的米，千百年后，还在字缝里，隐隐约约地，发着光。
开元十八年，宇文融死在去崖州的路上。押解官把他葬在路边，雇人刻了一块碑。碑上只有一行字：宇文公之墓。
后来，有人路过那座坟，看见碑文，问了当地的老农：这人是谁？老农摇摇头：不晓得。只听说，是个当官的，犯了事，流放到岭南去，死在半路上了。问他犯了什么事，老农想了想，说：听说是括户，把逃的老百姓，都撵回来缴税了。
那人沉默了一会儿，没有再问。他站在坟前，看着南去的大路，忽然想起一句老话：史书上的字，是用墨写的；账册上的数，是用粮写的。墨写的字，可以改；粮写的数，改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