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0章 曲江宴罢（卷四终章）
第80章 曲江宴罢（卷四终章） (第1/2页)第一节曲江赐宴——盛世的仪轨
天宝二年的春天，来得比往年都早。
二月初，长安城外的柳树就抽了芽。曲江池边的水，解了冻，泛着粼粼的光。池畔的杏花、桃花，赶着趟儿地开，一夜之间，把整座池子围成了花环。
曲江，在长安城东南，是皇家园林，也是天下最热闹的水。这池水，是汉武帝时凿的，原名“曲池”；隋文帝嫌它名字不雅，改名“芙蓉池”；到了大唐，又改回“曲江”，把池畔的芙蓉园、杏园、紫云楼连成一片。每年三月三日上巳节，天子在此赐宴百官，梨园奏乐，百官簪花，万民围观。这一日，是曲江一年里最盛大的日子：曲江赐宴。
天宝二年的这场赐宴，是天宝年间第一次大规模赐宴，也是开元以来的老例。内廷传旨：百官毕集，不得缺席。于是三月三日的清晨，天还没亮，长安城的各坊门就开了。官员们穿着簇新的公服，戴着新簪的花，从四面八方，朝曲江涌来。朱雀大街上，车马络绎，冠盖如云；曲江池畔，彩棚连片，锦帐如林。
曲江赐宴的仪程，是有老例的：百官到齐，先由礼部官员按品级排定座次；天子驾临，百官簪花——御赐的花，用红绸系着，插在幞头上，是这一年里最体面的饰物；然后赐酒、赐食、奏乐、起舞，午后方散。从贞观年间起，这个老例就定了下来；高宗、武后、中宗、睿宗，一代一代，传到玄宗手里，规矩没变过，排场却一年比一年大。开元年间，曲江赐宴是长安城最热闹的日子：池边搭起百丈彩棚，水面上浮着画舫，乐工们奏着新曲，百戏杂耍一应俱全，连外国的使节，都被请来观礼——那些金发碧眼的拂菻人、裹着白头巾的大食人、穿着皮袍的回纥人，挤在人群里，睁大了眼睛，看着这座天下第一城，最盛大的庆典。
梨园弟子早在池边候着了。乐工们调弦试音，歌伎们理鬓整妆。教坊的乐师李龟年，站在水榭里，远远看着池面——他看见了什么，没人知道；他只在心里，把待会儿要唱的那支曲子，又过了一遍。
李龟年是开元天宝年间最负盛名的乐工。他善歌，能吹筚篥，会作曲；王公贵族请他去唱堂会，要提前三个月下帖子。可在曲江赐宴上，他只是一个乐工，和所有乐工一样，等着天子的车驾到来，等着那一支熟悉的曲子响起。
辰时三刻，銮驾到了。
玄宗的车驾，从兴庆宫出来，过春明门，沿着曲江北岸，缓缓行来。天子不坐辇，骑一匹御马，着常服，戴幞头，精神矍铄——他五十九岁了，可看上去，只有四十多岁的样子。身后跟着高力士，再后面，是太子李亨的车驾，和满朝文武的车马。
玄宗在池边的御帐里坐定。百官山呼万岁，声震池水。玄宗抬手，示意平身。他环视一圈，看着池畔的彩棚、衣香鬓影的百官、盛开的桃李，脸上浮起一个满意的笑。
赐宴开始了。
御厨的菜，一道道端上来：蒸羊、炙鹅、鱼脍、汤饼……按品级，菜的数目不一样；可人人有酒，人人有菜，没有人空着肚子。酒过三巡，梨园奏乐。李龟年站在水榭中央，开口一唱，满池皆静。他唱的是开元年间传下来的老曲子，唱到高亢处，声遏行云，池边的鸟雀都惊飞起来。百官纷纷停箸，侧耳倾听；有人听得入神，手里的酒杯，举在半空，忘了放下。
赐宴行的仍是古礼：不设合案，一人一席，一席一案；矮足的黑漆食案上，各人的馔各人吃——蒸羊几脔、汤饼几碗，按品级定数，礼官唱一声，才动一箸。这套从汉魏传下来的分食旧制，到天宝年间还没有变。变了的，只是案上的碗盏一年比一年精，殿前的乐一年比一年新。
很多年后，有一位诗人路过曲江，写下过这样的句子——那一年，曲江边上的繁华，已经过了顶点，可诗里写的，还是那一片池水，那一岸衣香：
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
态浓意远淑且真，肌理细腻骨肉匀。
那两句诗，写的是天宝年间曲江的盛景；可天宝二年的春天，曲江边上，已经能看见那样的影子了。
玄宗端着酒杯，听着李龟年的歌，忽然有些恍惚。这曲子，他听过多少回了？开元九年、开元十五年、开元二十三年……每年赐宴，都是这支曲子，都是这片池水。水还是那水，曲子还是那曲子；只是池边的人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他问身边的高力士：“今年来的人，齐不齐？”
高力士躬身道：“回陛下，在京五品以上，皆已到齐。”
“哦。”玄宗应了一声，目光却越过人群，望向池水尽头。那里，往年总坐着几个鹤发老者，白发簪花，笑得满脸褶子——如今，那几个位子，空着。
第二节座次之变——敢言者已不在席间
曲江赐宴的座次，是有讲究的。
宰相坐第一排，紧挨御帐；三省六部的长官，坐第二排；九卿、监、台、寺的正官，坐第三排；再往后，是各道的朝集使、外放的刺史，以及来京述职的边将。座次即官阶，官阶即尊卑——这是盛世的秩序，也是盛世的体面。
可天宝二年的这一排座次，看在一些老臣眼里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第一排，坐着两个人：李林甫，陈希烈。
李林甫，中书令，百官之首。他坐在御帐右侧第一席，穿着紫袍，戴着金鱼袋，面带微笑，气度雍容。他今年快六十了，可保养得好，面白无须，容光焕发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。席间有人敬酒，他举杯相应，笑得和蔼可亲——没有人能从这个笑容里，看出半分“口蜜腹剑”的影子。
陈希烈，坐在李林甫下首。他是天宝元年拜的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——民间都笑称他是“讲老庄的宰相”。他精通老庄之学，给玄宗讲过《道德经》，讲得玄妙高深，玄宗龙颜大悦，一路把他讲进了政事堂。席间，他很少说话，只偶尔跟李林甫交换一个眼神——那个眼神的意思是：一切妥当，无事发生。
再往后看，第三排、第四排……坐着的人，都那么眼熟：御史大夫、大理卿、太常卿、国子祭酒……都是些安静的人。他们吃菜，饮酒，听歌，簪花，得体地笑，得体地行礼，得体地什么也不说。
有一位白发的老臣，坐在靠后的席位上，看着这一幕。他叫贺知章，今年八十五岁了。
贺知章，字季真，越州永兴人，武则天证圣元年进士。他诗写得好，酒喝得多，性格旷达不羁，自号“四明狂客”。开元十三年，太子宾客；开元二十六年，秘书监。他在朝五十余年，是开元年间硕果仅存的老臣之一——当年和他同榜的进士，早已一个不剩；当年和他同席饮酒的诗人，也大多作了古。只有他，还活着，还坐在曲江池边，参加赐宴。
天宝二年春天，他已经是第二次上表请求致仕了。玄宗不许，说：“卿年虽高，精神矍铄，朕舍不得放你走。”贺知章没有坚持。他只在心里盘算：明年，后年，总要回去的。回越州去，看看镜湖的水，是不是还和年轻时候一样绿。
他坐在席间，忽然想起了一个人。
那个人叫张九龄。
张九龄，开元二十二年拜相，开元二十四年罢相，开元二十八年病逝于曲江——他本来就是曲江人，死后，也葬在曲江畔。他在相位的时候，每一次曲江赐宴，他都坐在第一排，紧挨御帐；每一次，他都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。玄宗要加封安禄山，他说“安禄山貌有反相，不杀必为后患”；玄宗要废太子，他说“父子之道，天性也”；玄宗要重用牛仙客，他说“仙客目不知书，岂堪大任”。他说的话，玄宗十句里听不进三句；可只要有他在，朝堂上就还有一种声音，叫作“反对”。
张九龄死后，第一排的那个位子，换过几个人。先是李林甫独坐，后来陈希烈坐到了旁边。那个“敢言”的位子，再也没有人坐过。
老臣又把目光，往更远处移。他想起的人，越来越多：姚崇，开元元年拜相，开元九年病逝，临终前，还在给子孙讲“十事要说”；宋璟，开元四年拜相，开元二十五年病逝，为相时刚正不阿，连玄宗的亲信犯了法，他都敢依律处置；张说，开元九年拜相，开元十八年病逝，一代文宗，边功赫赫；宇文融，括户八十万，死于贬途；裴耀卿，漕运改制，罢相后默默无闻……
这些人，都曾是曲江赐宴上的常客。他们有的坐在第一排，有的坐在第二排，有的争得面红耳赤，有的被玄宗当庭斥责。可他们都说过话。他们都敢说话。
如今，敢说话的人，一个都不在了。
姚崇殁于开元九年，宋璟殁于开元二十五年，张说殁于开元十八年，张九龄殁于开元二十八年。宇文融死于贬所，裴耀卿也已老病家居。满座朱紫，竟无一人，是当年那些敢拍案而起的人。
贺知章端起酒杯，敬了那个空座一杯。他想起开元二十四年，张九龄罢相，出京那天下着雪，他去送行。张九龄拉着他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季真，往后这朝堂上，就靠你这样的老人，多看顾着些了。”他点点头，说“放心”。可张九龄走了以后，他才发现，他什么也看顾不了——他老了，耳朵背了，说话的声音也小了，朝堂上的事，他越来越插不上嘴。他只能写诗。他写的诗，越来越短，越来越少，像一盏快要燃尽的灯。
他还想起一个年轻人。那是天宝元年，有个叫李白的诗人，奉诏来到长安，带着一卷诗稿，求他品评。他读了那卷诗稿，读到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拍案叫绝，拉着李白就去酒肆喝酒。喝到尽兴，一摸腰间，忘了带钱——他解下腰间的金龟，往柜台上一放：“拿这个换酒！”金龟是官员的佩饰，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员才有；可贺知章不在乎。他只看重诗。后来，他到处向人推荐李白，说这是“谪仙人”下凡；玄宗知道了，召李白入宫，供奉翰林。一个布衣诗人，因为一位八十四岁老人的一句夸奖，一步登天。
贺知章想到这里，嘴角浮起一丝笑。可那笑，很快又淡了下去。李白进宫了，可他也只做了一个“供奉翰林”——陪陛下写诗，陪陛下游宴，写的好诗，被谱成曲子，在梨园里传唱；写得不好，连看都不让看。听说李白最近又喝醉了，在长安市上纵酒放歌……这孩子，怕是待不久了。
他把酒杯放下，忽然觉得，自己真的老了。老的，不只是他这个人——还有这个朝堂，这池曲江，这座长安城。
他没有把那个念头说出口。他只在心里，给那个空着的位子，敬了一杯酒。
第三节胡儿入席——安禄山的第一次长安盛宴
宴席正酣时，御帐外传来一阵动静。
一个魁梧的身影，被内侍引着，从池畔的石阶上走上来。那身影极胖，足有三百斤，走起路来，像一座移动的小山；可脚步却轻，落地无声，显然是练过功夫的。他穿着新赐的锦袍，腰束玉带，头上戴着胡人的皮帽，帽檐下，一双小眼睛，滴溜溜地转，把整个池畔的场面，尽收眼底。那条玉带是新赐的，白玉的銙，銙面上浮雕着胡人伎乐——抱琵琶的，按羌笛的，击羯鼓的，一张张胡人脸，在玉上笑得热闹。三品以上方能服用的玉带，束在一个胡儿的腰上；满座朱紫都看见了，没有人说什么。
来人正是安禄山。
安禄山，营州柳城胡人，母阿史德氏，父死母嫁，自幼混迹边地。他通六蕃语，骁勇善战，早年做过互市牙郎，替各族商人牵线搭桥，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——什么人的话能信，什么人的话不能信，谁心里想要什么，他一眼就能看穿。这份本事，是他在马市上，跟一个又一个胡商、一个又一个牧主，讨价还价练出来的；也是他这一生安身立命的本钱。
后来他投了军。先做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下，因骁勇善战，被张守珪收为养子；一次作战，他贪功冒进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张守珪要按军法斩他，他大呼：“将军不是要灭奚、契丹吗？何不留下我，让我戴罪立功，以战功赎罪！”张守珪看他是块料，饶了他一命。从此他收敛了轻狂，打仗越打越精：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身上挨过的箭，比头发还多。开元二十八年，拜平卢兵马使；开元二十九年，升营州都督；天宝元年，拜平卢节度使——这一年，他四十出头，从一个无父无母的胡儿，做到了大唐最东边的方面大员。
他的官，是一刀一枪杀出来的；可他的宠，却是一步一步演出来的。他知道，在长安的天子面前，战功不如嘴甜，骁勇不如忠厚。于是他入朝以后，把自己演成了一个憨厚、忠诚、没有心机的胖子——这个角色，他一演就是十几年，演到最后，连他自己都分不清，哪个是演的，哪个是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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