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9章　杜甫困守长安

第89章　杜甫困守长安 (第2/2页)

长安的百姓，在雨里跪着。
　　
　　杜甫的屋子，也漏了。他坐在床上，怀里抱着最小的儿子——那孩子还不会走路，瘦得像一只小猫，连哭的力气都没有。他的妻子杨氏，把最后半升米熬成粥，先喂了孩子，又喂了大儿子宗文，最后把锅底刮下来的，端给丈夫。
　　
　　“长安的米，咱们吃不得了。”杨氏说，“听说奉先那边，有咱们家的几亩田。我带着孩子们，先去奉先住着。你一个人在城里，也好再想想办法。”
　　
　　杜甫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他知道，妻子说得对。长安城里的日子，已经过不下去了。他一个集贤院待制，连俸禄都没有，靠什么养活一家五口？
　　
　　“好。”他说，“我送你们去。”
　　
　　奉先在京兆的东北，隔着一条泾河。送妻儿出城那天，是个阴天。杨氏挎着包袱，宗文牵着她的衣角，那个瘦小的孩子，被裹在杨氏的怀里，只露出一张巴掌大的小脸。
　　
　　“到了奉先，”杜甫把妻子扶上驴车，又叮嘱，“若有难处，就托人捎信来。”
　　
　　杨氏点点头：“你在城里，也自己保重。少喝些酒，天冷了，记得加衣。”
　　
　　驴车走了。走出老远，宗文忽然从车上探出头来，朝杜甫喊：“爹！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们？”
　　
　　杜甫站在城门口，挥着手：“等爹有了下文，就来接你们！”
　　
　　他喊完这句话，自己先愣住了。
　　
　　下文。他也不知道，那个下文，什么时候才来。
　　
　　他站在城门口，看着驴车越走越远，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，消失在官道尽头。他忽然觉得，长安城，空了许多。
　　
　　这一年冬天，长安的雪，下得特别早。
　　
　　十一月里，杜甫收到一封家信，是宗文写的，歪歪扭扭的几个字：“爹，弟弟病了。娘说，等你回来。”
　　
　　杜甫拿着那封信，在集贤院的廊下站了很久。
　　
　　他去找主事：“晚生家中幼子病重，想告假——”
　　
　　主事翻了翻名册：“杜待制，你再等等。圣上这几日，正想着铨选的事呢。”
　　
　　“可是孩子——”
　　
　　“孩子要紧，还是前程要紧？”主事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“你在集贤院等了三年了，这一走，前功尽弃。”
　　
　　杜甫攥着那封信，指节发白。
　　
　　“前程要紧，”他听见自己说，“前程要紧。”
　　
　　他最终还是告了假。
　　
　　出城那天，天阴得厉害。他一个人，骑着一头瘦驴，往奉先赶。路过骊山的时候，他勒住了缰绳——山上的华清宫里，灯火通明。隔着几重山，他仿佛都能听见宫墙里的丝竹声、笑闹声。天子的冬天，是在汤泉里过的；他的冬天，是在雪地里赶的。
　　
　　山道旁，有一具冻死的尸体。不知是谁家的老人，蜷在一棵枯树下，身上的破袄，盖不住一双乌青的脚。雪落在他的脸上，一层又一层。
　　
　　杜甫从驴背上下来，想替他掩一掩，又不知从何掩起。他站在雪里，看着那具尸体，看了很久。
　　
　　山上是灯，山下是雪。
　　
　　宫里有酒，路边有骨。
　　
　　他忽然想起，前几年，他写过两句诗，写的就是这样的世道——那时候他还以为，那是夸张，那是修辞：
　　
　　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
　　
　　如今，冻死骨就在他脚下，朱门的酒肉，就在他头顶的山上。他才知道，那不是修辞，那是写实。他写诗写了二十年，头一回，恨自己写得这么准。
　　
　　他赶到奉先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　　
　　推开院门，他听见了哭声。
　　
　　那哭声，是他这一辈子，听过的最可怕的声音——不是哀嚎，不是恸哭，是一种干干的、细细的、断断续续的呜咽，像风从破了的窗纸里漏过来。是杨氏的声音。他推开房门，看见妻子跪在炕边，怀里抱着那个瘦小的孩子，已经哭不出声音来了。
　　
　　“回来晚了……”杨氏看见他，只说了一句话，“回来晚了……”
　　
　　孩子已经死了。
　　
　　他走的时候，孩子还会笑。他回来的时候，孩子已经凉了。短短一个多月，一场秋雨，一场冬雪，孩子的名字，还来不及起，就从这个世界上，悄悄消失了。
　　
　　杜甫站在门口，动不了。
　　
　　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。是宗文跑过来，抱住他的腿，哭着喊“爹”，他才低下头，看见儿子仰着的小脸。他蹲下来，把宗文搂进怀里，觉得自己的心，像被什么东西，生生地剜去了一块。
　　
　　那一夜，他亲手给孩子钉了一具小棺木。
　　
　　院子里的旧木头，是他在奉先置办家什时剩下的。他借了邻家的刨子，一块板一块板地刨，刨花落了一地。邻家的田父过来帮忙，老田父看了看棺木，又看了看炕上那个小小的身子，叹了口气：“天杀的饥荒啊。这么大的孩子，说没就没了。”
　　
　　杜甫没有说话。他低着头，刨最后一块板。刨子推过去，木屑卷起来，落在他的鞋面上。他想，这个孩子，跟了他两年多，他抱过他多少次，从来没有觉得，他这么轻过。
　　
　　入殓的时候，他给孩子换上最好的一件小衣裳——那是杨氏用嫁妆里的绸子，给孩子做的。衣裳大了些，孩子死的时候，瘦得只剩下骨头。
　　
　　他跪在灵前，想写一首诗。他研了墨，铺了纸，提笔，笔尖悬在纸上，抖了很久，落不下去。他写过的诗，成千上万，从来没有一首，这么难写。
　　
　　他最终还是写了。那首诗很长，长到后来，读诗的人，都会跳过那些排比和典故，直接读到那一句——
　　
　　入门闻号啕，幼子饥已卒。
　　
　　吾宁舍一哀，里巷亦呜咽。
　　
　　他写完这两句，搁下笔，忽然觉得，自己这一辈子写的诗，加起来，也不如这两句重。
　　
　　第四节兵车行——信知生男恶
　　
　　孩子入土那天，是个晴天。
　　
　　奉先的坟地，在村外的坡上。一具小小的棺木，四个人抬着，轻轻松松就上了坡——棺木太小了，太轻了，轻得像抬着一捆柴。杜甫走在前面，手里拎着一把铁锹。他刨坑，一锹一锹地刨，土是冻的，一锹下去，只留下一道白印。他刨了很久，才刨出一个浅浅的坑。
　　
　　田父说：“杜先生，孩子小，坑浅些就够。”
　　
　　杜甫“嗯”了一声，把坑又加深了一锹。他把小棺木放进坑里，蹲下身，用手把土，一把一把地填进去。土落在棺木上，发出“噗噗”的声响。
　　
　　填完土，他没有起身，就那样蹲在坟前，蹲了很久。
　　
　　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。
　　
　　想起了一个春天。三年前，也是这样的一个日子，他在咸阳桥头，见过一场比这更大的葬礼——不，那不是葬礼，是出征。
　　
　　那一年，朝廷又要打南诏了。
　　
　　第一次打南诏，是几年前的事。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，带着八万大军，去打那个叫阁逻凤的云南王——结果，八万人，死者六万，只剩下主帅一个人，骑着马逃了回来。逃回来的人，不敢说败了，只说“小挫”。朝廷也没有追查，因为主持此事的，是御史大夫杨国忠。杨国忠说“小挫”，那就是小挫。
　　
　　可是仗，还要打下去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天宝十载的春天，一道诏书传遍天下：募兵再征南诏。
　　
　　长安城里，最先动起来的，是御史台。杨国忠派的御史们，分赴各州县，挨家挨户地抓人。旧制，家中有功勋的人家，可以免征役；杨国忠奏请，先征有功勋的人家——你祖上立过功？好，那就你上。百姓们被锁着，连枷，一串一串，像赶牲口一样，往京师赶。
　　
　　杜甫那天，正好在咸阳。
　　
　　咸阳桥，是长安西面的咽喉，渭水上的第一桥。桥头有座亭子，送别的人，都在那里折柳。杜甫是去送一位同乡的——那同乡家，世袭了祖上的勋位，这一回，被征进了军。
　　
　　他站在桥头，看见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景象。
　　
　　新兵们，一排一排，从城里押出来。他们戴着连枷——就是那种锁着双手的木枷，两端用铁链连起来，想跑也跑不了。有人穿着铠甲，有人穿着破袄；有人还年轻，唇上的茸毛都没褪尽；有人已经老了，头发花白，佝偻着背。
　　
　　桥头，黑压压地，跪满了送行的人。
　　
　　爷娘妻子，走相送。老母亲追着儿子的枷，喊：“儿啊，你到了云南，记得给家里捎个信——”儿子戴着枷，走两步，回头喊：“娘，回去吧！别送了！”老母亲追不上，跌在尘土里，爬起来，又追。妻子的怀里，抱着吃奶的孩子，孩子被哭声吓醒，哇哇地哭。丈夫戴着枷，隔着人群喊：“照顾好孩子！”妻子张了张嘴，什么也喊不出来，只把头埋进孩子的襁褓里，肩膀一抽一抽地抖。
　　
　　尘埃飞扬，遮天蔽日，把一座咸阳桥，都罩在黄雾里。
　　
　　杜甫站在亭子里，看着这一切，一动也动不了。
　　
　　一个老田父，跪在桥头，死死拽着儿子的枷不放。差役上来，一脚踹开他：“老东西，放手！误了军期，你担得起？”老田父被踹翻在地，又爬起来，膝行着追上儿子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塞进儿子手里：“拿着！拿着！这是你娘给你烙的饼——到了云南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上家乡的饼——”
　　
　　儿子戴着枷，没法接。老田父就把布包，塞进儿子的怀里，又塞，又塞，塞得紧紧的。差役又来拽他。儿子忽然跪下了，戴着枷，跪在父亲面前，磕了三个头：“爹！儿不孝！儿这一去，怕是回不来了！爹！你替儿，给娘磕个头！”
　　
　　老田父没接这个头。他反倒跪下了，抱住儿子的枷，放声大哭：“儿啊！爹没用！爹没本事！爹保不住你——你爹这辈子，最恨的，就是生了你这么个儿子——”
　　
　　“爹！”
　　
　　“早知道生儿子是这种下场，爹当年，就该生个女儿！生个女儿，嫁在邻村，爹老了，还有个看处！生了你这么个儿子，打小一把屎一把尿，拉扯到这么大——如今，一纸连枷，就要把你送到那个叫云南的地方去送死——”
　　
　　那老田父哭着哭着，忽然不哭了。他抬起头，望着天，用一种干哑的、苍老的、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：
　　
　　“老天爷，你睁睁眼。你让当兵的爹娘，把儿子养这么大，到底图什么？”
　　
　　杜甫站在亭子里，忽然觉得，自己的眼眶，热了。
　　
　　他想起自己。他也是一个父亲。他也曾送别过亲人。他也曾想，生个儿子，传宗接代，光耀门楣。可是此刻，他听见老田父的哭喊，忽然觉得，那哭声里，藏着一个天大的道理——这天下的父母，生儿育女，到底图什么？
　　
　　他回到家里，研墨，铺纸，一夜没有睡。
　　
　　天亮的时候，他写下了一首诗。诗的开头，是这样写的：
　　
　　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
　　
　　爷娘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。
　　
　　他写下了那队戴着连枷的新兵，写下了桥头跪着的爷娘妻子，写下了老田父塞进儿子怀里的那块烙饼，写下了差役的呵斥、孩子的哭声、马蹄扬起的黄尘。他写得极快，好像那些字，自己会从笔尖里跳出来。
　　
　　写到后来，他忽然想起了老田父那句话——“早知道生儿子是这种下场”。
　　
　　他停下笔，望着窗外发白的天色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，他写下了这个天下所有的父母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：
　　
　　信知生男恶，反是生女好。
　　
　　生女犹得嫁比邻，生男埋没随百草。
　　
　　这首诗，后来传遍了长安。
　　
　　有人说它写得好，有人说它写得真，有人说它写的是诗，有人说它写的是哭。还有人，把这首诗抄下来，藏在怀里，不敢让御史台的人看见——因为写这首诗的人，是杜甫；而诗里那个“遣御史分道捕人”的杨大夫，如今，已经当上宰相了。
　　
　　坟填好了。
　　
　　杜甫在儿子的坟前，坐了一夜。
　　
　　那夜的风很大，吹得坟头的土，簌簌地响。他抱着孩子生前穿的那件小衣裳——入殓时换下的旧的那件——坐在田埂上，望着长安城的方向，一直坐到天亮。
　　
　　天亮的时候，他把那件小衣裳，叠好，放进怀里。
　　
　　他没有哭。他想哭，可是哭不出来。他的眼泪，好像和那个孩子一起，埋进土里去了。
　　
　　他把铁锹还给田父，谢过帮忙的人，牵过那头瘦驴，往长安城的方向走。
　　
　　他要回城。
　　
　　他还要再去一次集贤院——问问那三篇赋，有没有下文。
　　
　　驴蹄声在冻土上，咯噔咯噔地响。他走得很慢，走一会儿，歇一会儿。走到长安城外的田埂上，他忽然走不动了。他下了驴，在田埂上坐下来，怀里紧紧抱着那件小衣裳，抱了一夜。
　　
　　城里的钟鼓，正敲得热闹。
　　
　　长安城不知道，有一个父亲，在它的城墙外面，坐了一夜；长安城也不知道，有一个两岁的孩子，在它看不见的坡上，躺进了一具小小的棺木。城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，又一盏一盏地熄下去；城里的钟鼓，敲了一遍，又敲一遍。没有人听见他的脚步声。
　　
　　天亮的时候，杜甫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牵着驴，走进了春明门。
　　
　　他走在长安的街上。街还是那条街，楼还是那座楼，卖胡饼的、卖胭脂的、卖琉璃灯的，都照常做着生意。有车马从他身边驰过，溅起的泥点，落在他的旧袍子上。他躲了躲，又继续走。
　　
　　集贤院的门，还是那道门。
　　
　　他进了院子，找到那位主事，问：“晚生那三篇赋——有下文了吗？”
　　
　　主事抬起头，看了看他，又低下头，翻着名册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杜待制，圣上这几日忙着呢。你再等等吧。”
　　
　　“等等。”
　　
　　杜甫站在集贤院的廊下，把这两个字，在嘴里嚼了一遍，又咽了下去。
　　
　　他转身，走出集贤院。
　　
　　出了门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，站住了。他从怀里，掏出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小衣裳，看了很久。然后，他把小衣裳重新塞回怀里，朝着城南少陵原的方向，慢慢地走去。
　　
　　他还要活下去。
　　
　　他还要写诗。
　　
　　他还要等那个“下文”——哪怕他明知道，这世上，有些下文，是永远等不到的。
　　
　　长安的钟鼓，还在敲着。敲得那么响，那么热闹。
　　
　　没有人听见他的脚步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