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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2章 均田崩溃与财政危机

第92章 均田崩溃与财政危机 (第1/2页)

第一节逃户名册——均田制的裂缝
  
  天宝十三载,深秋,长安。
  
  户部架阁库的灯,半夜还亮着。值班的书吏姓柳,二十出头,入部三年,管着最没人愿意管的一摊事——逃户。
  
  架阁库的架子顶到房梁,一摞一摞的黄册堆上去,积了灰。这里的册子,是国家的账本:户籍、田册、租庸调籍、赋役簿。每一册,都曾经是活人——是渭南的农人、河东的织户、淮南的盐丁,被书吏们一笔一笔,写进纸里。柳书吏今夜翻出来的这一册,是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时的案卷。他认得这册子,因为他翻过不止一次。册首贴着一行字:“括天下逃户,凡得客户八十余万,田亦称是。”
  
  八十余万。当年括出来的数字,够养活一个州的百姓。柳书吏把它从架上抽下来的时候,心里想的还是这句话。
  
  他听老吏说过,开元九年那次括户,是朝廷近百年最大的一次“清账”。宇文融带着劝农判官,一州一州地查,一县一县地核,把藏在山泽、躲在豪族庄园里的逃户,一个个找出来,编入户籍,授给田土。榜文贴到乡里:“诸色逃户,限百日首,免罪复业。”那时候,州县衙门挤满了回来认籍的人,驿马跑断了腿,册子堆得比人高。朝廷的岁入,一年之间,多了数百万缗。
  
  那几年,人人都说,逃户的问题,解决了。
  
  可今夜,他拿这册子,是为了对账。
  
  他案头摊着另一册——天宝十三载新造的都账。两册摊在一处,烛火跳了跳,把两片昏黄映在同一页纸上。柳书吏一页一页地翻,翻到一半,手停住了。
  
  开元九年册上的名字,有很多,又出现在天宝十三载的逃户册上。
  
  不是重名。是同一户。他核对过县乡里坊,连曾祖的名字都对得上。三十多年前,宇文融的劝农判官们,骑着驿马跑遍州县,把这些逃户从山泽之间一个个找回来,编入户籍,授给田土,让他们“复业”。朝廷的账上,多出八十万户,每年多收数百万缗钱。
  
  三十多年后,他们的子孙又逃了。
  
  柳书吏把两册并排摆在灯下,忽然觉得,这册子不是纸做的,是水做的——三十年前倒进漏壶里的水,又从壶底漏了出来。
  
  均田制,本是这个帝国最结实的地基。
  
  武德七年,高祖定均田令:丁男授永业田二十亩,口分田八十亩;老男、残废者减半,寡妻妾各给三十亩;永业田树以榆、枣、桑、麻,身死传于承户之子孙,口分田则身死还官,另行授受。朝廷给每户百姓一份地,百姓回报朝廷三样东西:租,每丁岁纳粟二石;调,随乡土所产,纳绫、绢、絁、布;庸,每丁岁役二十日,不愿役者,日折绢三尺。
  
  一夫受田百亩,岁出二石粟、二丈绢、六丈庸绢。九百万户百姓,就是九百个百万的粟、绢、布,流进长安的仓库,再流出去,养官、养兵、养这个王朝的一切。
  
  这套制度好不好?柳书吏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他只知道,三十年前宇文融括出来的那些“复业”户,是均田制还能兜住逃户的证明;如今他们又逃了,是这张网已经兜不住了。
  
  他曾经查过本朝的户籍之制。按《唐令》,天下户籍,三年一造,以乡为单位,一式三份:一份留县,一份送州,一份送尚书省户部。造籍之前,州县要“团貌”——把百姓集合起来,当面核对年龄、形貌、丁口,防止漏报、虚报。玄宗登基那几年,还亲自过问过几次造籍的事,说“户口,国之本也”。
  
  可如今,造籍还是三年一造,团貌还是照样团,只是越来越像走个过场。书吏们心里都有数:册子上写八十亩的,地里未必有二十亩;册子上写“课户”的,人未必还在县里;册子上写“丁”的,可能已经死了三年,只是家里人不上报——报了,就要多缴那份“口分田还官”的田。多报一个死人,就多占一份地,少缴一份税,谁会去报?
  
  制度还是那个制度,人心已经先漏了。
  
  授田早就授不足了。开元以来,天下户口日增,田地就那么多。狭乡之民,有授田三十亩、四十亩的,能授到七十亩的就算宽乡;更有“有田无籍、有籍无田”之说,册上写的八十亩,地里找不出二十亩。田不够,赋役不饶,人只好逃。
  
  逃到哪里去?往宽乡逃,往山泽逃,往庄园里逃,往城市里逃。逃进豪族庄园的,成了“客户”,替庄主耕田,免了朝廷的租庸调;逃进长安的,成了坊市里的佣工、商贩,户口挂在别处,人却再不会回去。朝廷的税册上,人越来越少;豪族的庄册上,人越来越多。
  
  柳书吏算过一笔账:一个丁,一年要缴租二石、调绢二丈、庸绢六丈。他逃了,朝廷这一年就少二石粟、八丈绢。一万个丁逃了,就是两万石粟、八万丈绢。他管着逃户册,心里门儿清:这些年逃的,何止一万。
  
  可这账,他不敢往上报。报上去,户部侍郎要追问他“何以逃者日众”——他答不上来。难道说,因为朝廷的地不够分了?因为豪族的地越并越多了?因为税越来越重了?这些话,说出去是要掉脑袋的。
  
  他提笔,在天宝十三载都账的空白处,添了一行小字:“又得逃户若干,俟括。”
  
  册子合上之前,他又翻到卷首。那里记着天宝十三载的天下大数:郡三百二十一,县一千五百三十八,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,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,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。这是开国以来最盛的数目,是“大唐极盛”的凭证,年年都要报上去给皇帝看的。
  
  柳书吏看着那行数字,忽然觉得手重。
  
  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——朝廷的册子上,是这么写的。可册子底下压着的逃户册告诉他,册是册,人是人。那九百余万户里,有多少是逃户的名字还挂在籍上、人已经不知去向的?有多少是“客户”冒了“课户”的名?有多少是死了三年还在纳粮的“丁”?
  
  他不敢想,也不敢算。
  
  写完,他把笔搁下,吹了灯。
  
  架阁库陷入黑暗。那两册摊在案上的名册,一个开元,一个天宝,隔着三十年的光阴,静静地躺在黑暗里。
  
  开元之际,户口殷繁,而版籍浸坏,多非其实。
  
  第二节三代人的地——一户自耕农的破产
  
  京兆府渭南县,王家村。
  
  村东头住着陈翁。六十三岁,背驼,眼浊,指节粗大得伸不直。村里人说他家是“三代种地的”,他也这么跟人说过。可这话,如今说来像笑话。
  
  陈翁怀里揣着一张文书。纸已发黄,折痕深得像刀刻,四角磨出了毛边。那是他家的永业田文书,武德七年发的,上面写得清清楚楚:
  
  大唐武德七年七月,给渭南县民陈大有永业田二十亩。
  
  东至官道,西至王家庄界,南至陈五沟,北至大槐树。
  
  树桑、榆、枣,子孙承业,永为恒产。
  
  陈大有,是陈翁的曾祖。
  
  武德七年,曾祖陈大有正当壮年,带着一家老小,领了这二十亩永业田。按照均田令,他本来还该领八十亩口分田——可渭南是京畿近县,属狭乡,口分田只给了一小半,另在渭河边上补了几亩瘠地。文书上没写这些,文书只写永业田二十亩。曾祖也没计较,他觉得,有地就行。
  
  那时候,县里给地是当真给的:丈量,立界,朱印,画押。文书一签,那块地从官道到王家庄界、从陈五沟到大槐树,就是他家的了。春天翻地,夏天看苗,秋天打场,冬天把麦种藏进瓮里。二十亩地,养活一家七口,还年年有余粮缴租。曾祖常说:“有田就有根。这二十亩,是朝廷给咱家的根。”
  
  根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烂的?陈翁说不清。他只记得,祖父那一辈,家里人口多了。祖父兄弟三个,分了家,二十亩地劈成三份,每人六亩多。可朝廷的税,还是按“丁”收——兄弟三个都是丁,一丁一丁地算,地越分越少,税越来越多。更要命的是,口分田不在了,永业田的桑、榆、枣树还没长成,年景好的时候,六亩地刚够一家嚼谷;年景差一点,就得借粮。借了粮,就得拿地还。
  
  祖父咽气那年,家里办丧事,没钱。按律,永业田“家贫卖供葬者,听卖之”——祖父那六亩多地,卖掉两亩,换了口棺材。文书上改了名姓,地界往西缩了两亩。那是陈家第一次卖地。
  
  卖地的口子一开,就再也合不上了。父亲那一辈,赶上开元末年到天宝年间。年景有丰有歉,可赋役是年年不饶的:租二石、调绢二丈、庸绢六丈,还有丁防、杂徭、差科——今天修渠,明天运粮,后天县里催着出丁当府兵。地里的收成,一半缴了税,一半换了役。有一年遭了旱,父亲把剩下的四亩地典给县里的王大户,讲好三年赎回。三年到了,还不上钱,四亩地成了死当。
  
  典当,是陈家第二次失地。这一次,连文书都没换——王大户拿着当年的典契,在官里补了个过户的押,那块地从官道到王家庄界的“永业田”,就成了别人家的产业。文书还是那张文书,只是纸上的名字,换了。
  
  曾祖攥了一辈子的二十亩,祖父分出去六亩多,父亲又丢出去六亩——传到陈翁手上,田,一块也没剩。
  
  可文书还在。
  
  陈翁把它从曾祖手里接过来,从父亲手里接过来,贴身揣了四十年。他不识字,认不得纸上的字,可他认得那个朱印——红得像血,圆得像日头。他爹临死前攥着他的手说:“地没了,文书留着。文书在,地就还是咱家的。”
  
  他爹不懂,他也不懂。地界上的大槐树还在,树底下那块界石还在,可树和石之间那些田,春天翻起的是别人家的犁沟。每年春耕,陈翁都要走到田埂上,远远地站着看。王大户家的长工认得他,招呼也不打。那二十亩,如今是王大户庄田的一角,种的全是上好的麦。
  
  陈翁的孙子,八岁,叫陈豆儿。豆儿问他:“爷爷,咱家的地呢?”
  
  陈翁张了张嘴,说:“在那边。”
  
  “那边是王家的地啊。”
  
  陈翁不说话了。他把那张文书从怀里掏出来,豆儿凑过来看,只看见一片发黄的纸上,趴着几个黑黑的字。豆儿问:“爷爷,这上头写的啥?”
  
  陈翁说:“写的咱家的地。”
  
  豆儿说:“那咱为啥不去种?”
  
  陈翁说:“种不得了。”
  
 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种不得了。他只知道,自从地没了,家里就散了:两个儿子,一个去了长安城,在坊市里给人家扛活,一年回来一趟;一个逃了,说是逃到河东去投军,再没音信。老伴前年走的,棺材钱是长安那个儿子捎回来的。家里如今就剩他和豆儿,靠他给王大户家帮工糊口。
  
  帮工的日子,不好过。王大户家的地,一半是陈家这样典来的、押来的、死当来的,一半是县里“寄庄”的客户在种。长工们天不亮下地,天黑收工,一年到头,工钱折成粮食,刚够父子俩嚼谷。豆儿才八岁,已经会跟着爷爷拔草、放牛。村里像豆儿这么大的孩子,有七八个,个个都生在没地的人家。
  
  有人问陈翁:“老陈,你家原先二十亩地,怎么混成这样?”
  
  陈翁说:“地是越种越少的。”
  
  “谁家不是越种越多?”
  
  陈翁答不上来。他只知道,王大户家的地,是越种越多了。今年春天,王大户又买了一片庄田——就在渭河边上,听说原主儿逃了,田没人认领,县里判给了出价的人。买地的钱从哪儿来?陈翁不知道。他只知道,王大户家原先有二十顷,如今怕有四十顷了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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