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 大总的道理

第3章 大总的道理 (第1/2页)

民国八年的秋来得急，刚进八月，杨庄村头那棵老槐树就簌簌落黄叶子了。五岁的金秋蹲在树底下，手里攥着根柳树枝子，扒拉着地上厚厚的落叶，沙沙响。这娃长得虎头虎脑，皮肤晒得黑黢黢，眼睛跟他娘一个样，亮堂得很，看啥都透着股新鲜劲儿。
　　
　　“九儿！”
　　
　　院里头传来大哥金春的喊声。金春十五了，个子蹿得老高，肩膀也宽了，早跟着爹学当大总的本事。他站在院门口，手里拎着个布包，鼓囊囊的，不知装着啥。
　　
　　金秋拍拍手上的土，一蹦一跳跑回院。爹正在堂屋穿褂子——就是那件藏青色细布褂子，只有出门主事才舍得穿。褂子洗得发白，袖口磨起了毛边，可娘总用烙铁熨得平平整整，连个褶子都找不着。
　　
　　“爹，您弄啥嘞？”金秋仰着小脸，眼睛亮晶晶的。
　　
　　杨承祥扣好最后一个布扣，弯腰摸了摸小儿子的头。他手心磨得全是老茧，糙得像铡过的麦秸秆，蹭在脸上扎得慌，可暖烘烘的。“东庄你张爷老了，爹去送送他。”
　　
　　“老了是啥意思？”
　　
　　杨承祥顿了顿，看着儿子清澈的眼睛，一时不知咋说。金春在旁边接话：“就是走了，不在了，去老远去的地方，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　　
　　金秋似懂非懂点点头。他认得张爷，去年秋里，张爷还在这槐树下给他讲岳飞抗金，胡子白花花的一翘一翘，唾沫星子溅得满脸都是。
　　
　　“爹，叫我跟您去吗？”金春的语气透着股大人似的郑重。
　　
　　“中。”杨承祥应着，又瞅了瞅小儿子，“九儿也去，见识见识世面。”
　　
　　金秋眼睛一亮，赶紧跑到水缸边，踮着脚舀水洗手。村里别的娃可没这福分，能跟着当大总的爹出门主事，这可是顶体面的事。
　　
　　杨承祥从金春手里接过布包，打开翻了翻。里头是他主事的家当：一杆黄铜小秤，秤盘磨得锃亮；一把木尺，刻着“公道”俩字，字迹都模糊了；一本毛边纸账簿，纸页黄得发脆；还有一截红布包着的印泥，红布都褪成粉的了。“齐了。”他把布包**，挎在肩上。
　　
　　父子仨出了门，秋日的太阳斜斜照下来，影子拉得老长。路两旁的高粱红了穗，沉甸甸耷拉着脑袋，红薯地里的秧子还绿着，爬得满地都是。本该是欢喜的时节，可越往东村走，空气里就越闷得慌。
　　
　　还没到张家门口，就听见里头哭喊声，高一声低一声，像受伤的野狗在嚎，听得人心里发紧。金秋不由自主往爹身边靠，小手拽住了爹的衣角。杨承祥低头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　　
　　张家是三间土坯房，院墙塌了一角，用柴禾挡着。院子里早来了不少乡亲，都是来帮忙的。看见杨承祥，大伙都往两边让，有人小声说：“杨大总来了。”那声音里透着踏实，像主心骨总算到了似的。
　　
　　堂屋正中间摆着块门板，上头躺着个人，盖着白布。张老汉的俩儿子跪在灵前烧纸，大儿子张福三十多岁，黑脸膛，闷着头不说话，一张接一张往火盆里扔纸钱；二儿子张禄二十七八岁，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，时不时抹把脸，抹得黑一道白一道。
　　
　　杨承祥先走到灵前，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，腰弯得很深，头几乎碰到膝盖。起身时，他掀开白布一角，看了看张老汉的遗容。老人脸蜡黄蜡黄，跟秋后枯死的树叶似的，可嘴角还带着点笑意，挺安详。杨承祥看了半晌，轻轻点头，又把布盖好。
　　
　　“啥时候的事？”他问张福，声音不高，可院子里的人都听得见。
　　
　　“昨儿后半夜。”张福嗓子已哭哑，“睡着睡着就没气了，喊了几声没应，一摸身子都凉透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七十三，古来稀。”杨承祥缓缓说，“寿终正寝，是喜丧。”
　　
　　这话像盆温水，稍稍化开了院里的凝重。张禄的哭声顿了顿，肩膀却抖得更厉害了。
　　
　　接下来杨承祥就开始安排后事：谁去报丧，谁去买棺材，谁去请吹鼓手，谁负责做饭。他说话不快，可条理清楚，句句都说到点子上。金春在一旁拿着小本子记，这是爹交代的，学做事先从记事儿开始。
　　
　　金秋没处去，就蹲在堂屋门口，看大人们忙前忙后。晌午过后，麻烦就来了。
　　
　　棺材拉回来了，是口薄皮杨木的，漆还没干透，在太阳底下泛着湿乎乎的光。张禄一看就急了，腾地站起来：“哥，你就给咱爹买这？”
　　
　　“家里就这些钱。”张福闷声道。
　　
　　“我不是给你三块大洋了吗？”张禄嗓门陡然拔高，脖子上青筋都蹦出来了，“加上咱爹攒的，够买口柏木的！你咋买个杨木的糊弄事？”
　　
　　“那钱……我有用处。”张福头埋得更低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
　　
　　“啥用处能比咱爹的棺材还重要？”张禄往前跨一步，手指头都快戳到哥鼻子上了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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