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章　殿试开科与寒门崛起

第51章　殿试开科与寒门崛起 (第2/2页)

陈三郎七岁放牛，牛背上认得了几个字——那是庙墙上贴的告示。他盯着告示看，放牛的老汉笑：“看得懂么？”
　　
　　他摇头，又点头：“再贴一张，我就懂了。”家里佃种别人的田，父亲不识字，哥哥不识字。
　　
　　村里的寺学不收束脩，他就站在窗外听。先生在里头念，他在外头记。冬天雪落下来，他把两只手抄在袖子里，站得像根木头。
　　
　　先生推门出来，看见雪地里一双脚印，围着窗根踩了一圈。先生叹口气，让他进来了——“站在外面，冻死你，字还是我的。”
　　
　　后来替书肆抄书，抄一卷，得一餐。抄了五年，指头上磨出茧，书也进了肚子。
　　
　　书肆掌柜的算盘打得精：一卷书，抄一遍，管一顿饭。陈三郎的算盘打得更精：抄一遍，书就是我的了。
　　
　　五年里，他抄过经，抄过史，抄过律，抄过别人家的家状。抄到后来，客人来寻书，掌柜的翻架子，他背得出在第几格。
　　
　　载初年间，他随贡船进了神都。走的那天，父亲送他到渡口。老头没什么话说，只把一袋干粮塞给他，又塞了几十个铜钱。
　　
　　铜钱是卖饼攒的，一枚一枚，还带着炉火的热气。船开了，父亲在岸上挥手，喊了一句：“考不上，就回来！”
　　
　　考不上，就回来——这句话，陈三郎记了一路。也正因为有这句话垫底，他反而不怕了。神都的客舍，一夜十文。
　　
　　他住了两个月，钱花完了，就去码头上扛包。同舍的举子笑他：一手拿笔，一手扛包，成什么样子。
　　
　　他把笔别在腰上，扛起第二包：“笔在，我就还是举子。”别人行卷，他没有卷可行。也有同乡劝他：凑几首诗，去投一投崔学士。
　　
　　他凑不出。他的诗里只有庄稼、河工、逃荒，没有典故。投出去，人家只会问：这是谁教的？他没先生，没家学，没郡望，没荐书。
　　
　　进考场那天，他身上最贵的东西，是那支抄书攒钱买的笔。别人的座主写荐书，他只有一身洗旧的麻衣。
　　
　　糊名试毕，他的卷子被取中了。他的判词里没有一句花哨的话，只有庄稼人过日子的道理——
　　
　　水怎么分，役怎么摊，逃户怎么安。阅卷的官员在卷尾画了个圈。他不知道写卷子的人姓什么，只知道这个人懂饿。
　　
　　懂饿的人写赈济，句句都在点上。他自己不敢信，验了三遍名字。放榜那日，陈三郎挤在人堆里，从头看到尾，又从尾看到头。
　　
　　看到了。三个字，写得清清楚楚。陈三郎，宋州人。他伸出手，想去碰那三个字，隔着人群，碰不到。
　　
　　旁边有人喊：“让让，让新及第的过去！”人群让开一条缝，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用挤了——从这一刻起，他是榜上的人了。
　　
　　榜下的人看他，像十年前他看榜下的人。他站在榜下，没有哭，也没有笑，就那么站着。
　　
　　同科的举子来道贺，他回过神来，第一句话是：“我爹烙的饼，从此不用沿街叫卖了。”寒门的梯子，窄，但立起来了。
　　
　　窄到什么地步？那一年贡士数百，及第的不过几十人，几十人里，寒门撑死占两成。
　　
　　一百个陈三郎，九十八个还在地里、在肆上、在抄书的灯下。可是从前，那一百个里，连两个也没有。
　　
　　梯子立起来，不等于人人上得去。它等于一件事：人人都有了爬的资格。对于什么都不曾有过的人家，“资格”两个字，重过千金。
　　
　　十年寒窗，抵不过人家一句荐书的日子，开始松动了。有人说糊名坏了文风，糊名让考官错失英才。太后不听。
　　
　　她要的恰恰是“错失”——错失的是门第，得到的是人心。门第是旧朝的账本，人心是新朝的本钱。
　　
　　改朝换代，改的是名分；换掉账本上的名字，才换得到天下。她给寒门开路，不为怜悯，为算术。高门几百户，天下几百万家。
　　
　　几百万家各出一个人才，汇成的河，比几百户的湖深。天下人是最多的东西，也是最便宜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便宜到，只要你肯给一条路，他们就肯把整条命押上来。这话听着凉薄，却是实话。天下的赌桌从前只开在高门里，筹码是门第。
　　
　　如今太后添了一张新桌，筹码是文章、是力气、是才干。穷人家没有门第，可有文章的、有力气的、有才干的，都摸到了筹码。
　　
　　赌桌不公道，可至少，让所有人上桌了。
　　
　　第四节女皇的朝堂——新贵与旧族
　　
　　长寿二年正旦，大朝会。神都宫城前的仪仗如林，钟磬齐鸣。班序，是有讲究的。谁站前，谁站后，站的是几代人的门第。
　　
　　班序的学问，全在脚下半步。往前半步，是紫袍；往后半步，是绯袍。
　　
　　朝会大典，礼官唱名，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，唱的是官，排的是命。
　　
　　从前，最前面那几排，站着崔、卢、李、郑，站着关陇的勋贵。祖上的功业排成队，儿子的位置站在父亲的影子里。
　　
　　如今再看那几排——
　　
　　站过的是狄仁杰——并州法曹出身，从一个小小的司法参军，一路做到凤阁鸾台平章事；去年遭酷吏构陷，贬去了彭泽，可满朝都还记得他。
　　
　　狄家不是高门，他自己常笑谈：早年做并州法曹，同僚诬告他，阎立本来查——查着查着，反倒称他是“沧海遗珠”。
　　
　　后来他做大理丞，一年之内，断清积案一万七千人，喊冤的一个没有。武人不服他，文人服他；酷吏恨他，囚犯念他。
　　
　　这样的人，不入高门的谱，却入百姓的口。站着的是徐有功、杜景俭，都以执法平恕起家。
　　
　　站着的是姚崇，做事麻利得像刮风。还有张说，对策第一的年轻人，站在班末，眼睛很亮。
　　
　　四年前永昌元年，他应制举，对策第一，那年他二十二岁。策论里的话，老臣看了摇头：太直。太后看了，取了第一。
　　
　　她不嫌直，她缺的就是敢说直话的人。
　　
　　崔融也站在班里，以文章知名，替朝廷写过颂，写过表，笔下的字，一篇篇都变成了颁下的制书。
　　
　　文人与能吏，第一次这么齐整地站在一班——他们来自不同的州县，来自同一种出身：考卷。
　　
　　这些人，祖上没有一人封过公，没有一人进过凌烟阁。他们是顺着考卷和案牍，一级一级爬上来的。
　　
　　关陇集团——那个从西魏起就攥着天下兵权与官位的集团——如今在哪里？在贬所，在狱中，在族灭的名册里。
　　
　　长孙一系，褚遂良的门生故旧，关陇的将门——一本旧账，翻过去了一页。旧账翻页的时候没有声响，只有名单变短。
　　
　　有老臣私下叹：朝廷用人，像市集上的买卖，只问价钱，不问来历。叹归叹，站在殿上的时候，谁也不敢把这话说出声。
　　
　　因为“来历”两个字，眼下是最危险的话题。问一个新贵的来历，等于问太后用人对不对。
　　
　　太后用人，从来不会错——错的都进了狱。宗室郡王们的名字，从班簿上一个个划去。
　　
　　划到后来，站在前排的勋贵之后，只剩下了空。空出来的位置，总得有人站。
　　
　　站着的人不看过去，只看来路——来路是明经，是进士，是制科，是军中一刀一枪。来路不问祖上。
　　
　　因为来路不认门第，只认三样东西：墨、卷、功。墨，是考卷上的墨。卷，是案头的卷。功，是边镇的功。
　　
　　三样东西，高门子弟也有，寒门子弟也有——在考卷面前，老天爷头一回睁开了眼。从长孙无忌流死黔州那天起，这块牌坊就塌了。
　　
　　太宗当年修《氏族志》，把崔家降为第三等，没能降成的事，武后用刀做成了。刀比志书快，也比志书狠。
　　
　　志书降的是等第，刀降的是人头。人头落地之后，等第就不重要了——族谱烧的烧，藏的藏，墓志不敢署旧望。
　　
　　山东旧族躲回了书房，一头扎进礼学文章，几代不问朝堂。
　　
　　他们没料到，这一躲，反倒躲出了另一种不朽：经他们手订的礼、修的史、注的书，比他们丢掉的官位活得长。此是后话。
　　
　　高宗下过禁婚诏，禁七姓十家互相通婚，禁了二十年，越禁越结亲。如今不用禁了。
　　
　　新贵们不跟他们结亲，新贵们踩着他们的班位站到了前面。旧的秩序塌下去，新的秩序立起来。立得快，站得也险。
　　
　　武周的朝堂上，拜相的制书与下狱的敕书，常常出自同一只手。今日紫袍，明日囚衣；今日贬谪，明日起复。
　　
　　魏元忠三起三落，死囚堆里捡回来，照旧上朝。新贵们的官，一多半是从鬼门关里挣出来的。可他们仍旧站在那里。
　　
　　因为退回去，就是佃田、军镇、边州的吏——那个位置，连鬼门关都看不见。长寿元年，狄仁杰就下过一次狱。
　　
　　告他的人叫来俊臣，罪名是谋反。唐律有一条：一问即承，免死。来俊臣的刑房里，这条律文救了狄仁杰的命——他一问就认了。
　　
　　认得干脆，痛快得让刑吏发毛。同案有人骂他没骨头，他说：“我不认，就死在这了。活着，才有地方讲理。”
　　
　　来俊臣告他谋反，他一问即认——认了才不当场打死，才有机会喊冤。
　　
　　狱吏查验寒衣，他从棉袄里拆出一封帛书，是写给儿子的，也是写给上面的。帛书递到御前，狄仁杰免死，贬彭泽令。
　　
　　去彭泽的路上，他回头望了一眼神都的方向。那座城里，救他的和害他的是同一个人。
　　
　　他分得清：害他的是那个要清洗天下的太后，救他的是那个还要用人的君王。两个人，长在同一副身体里。
　　
　　看明白这一层的人，才能在武周的朝堂上活下去。那一年，朝堂上流传一句话：遇徐、杜必生，遇来、侯必死。
　　
　　新贵升得快，死得也快。班序上前进一步，可能就是靠近例竟门一步。
　　
　　这就是武周的朝堂：一扇门通向拜相，一扇门通向断头，两扇门挨得很近。近到什么地步？
　　
　　近到有人上朝前，先与家人诀别；散朝回家，全家再贺一次重生。这样过日子的人，偏偏一年比一年多。
　　
　　因为天下人都算过另一笔账：不出门，连选门的资格都没有。可天下人还是往里挤。因为门外的人，连选门的资格都没有。
　　
　　洛阳南市，有个卖饼的老翁。姓什么，没人记得，街坊都叫他饼翁。
　　
　　饼翁的炉子支了三十年，三更起，和面；五更生火；天亮，第一炉饼出。神都几万个吃早饭的人里，总有几百个吃过他的饼。
　　
　　他的儿子，也是宋州人，也是农家，也中了这一科的进士。消息传到南市，是榜后第三天。
　　
　　儿子中了进士，他连夜在饼铺前挂起红绸。红绸一挂，半条街都看见了。红绸是新买的，三尺，花了二十文。
　　
　　饼翁在炉子前挂了三十年幌子，头一回挂红的。火光照着红绸，红绸映着火，炉前的老头，眼睛也是红的。
　　
　　有人问：“翁，哭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烟熏的。”老翁逢人便说：“圣人开科，饼家也能出天子门生了！”
　　
　　街坊拱手道贺，老翁的饼，那天不要钱。人群里忽然有人冷冷地开口。那人站在人群外沿，穿一件旧青衫，像个落第的举子。
　　
　　声音不高，可附近的人都听见了。
　　
　　“老丈，你儿子的官，是要用命换的。”
　　
　　没有人接话。
　　
　　说这话的人，说完就走了，背影瘦长，混进南市的人流。
　　
　　老翁回过头。
　　
　　那人已经走了，只留下一句凉话，飘在热腾腾的饼香里。
　　
　　红绸在风里晃。
　　
　　炉火正旺，一炉新饼贴上去，滋滋地响。饼翁站了很久，忽然弯下腰，把炉火拨得更旺了些。
　　
　　他知道那人说的多半是真的——这几年，做官的怎么没的，南市里传得比邸报还快。
　　
　　可他也知道另一件事：儿子若不做官，就回来贴饼，贴一辈子，贴到他的孙子再站到这炉子前。火要旺，饼才熟。
　　
　　路要险，才轮得着穷人家走。
　　
　　红绸在风里晃，像一条窄路，也像一条引信。
　　
　　烧到哪一天，谁也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