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6章 诗坛群星
第66章 诗坛群星 (第2/2页)他们把刀上的血、塞外的雪、营帐里的乡愁，都写进了诗里。后来的人管这些诗叫“边塞诗”，管写这些诗的人叫“边塞诗派”。
高适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个。他出身渤海高氏，本是名门后裔，但到他这一代早已败落。少年时家贫，客居宋州，靠友人接济度日。他二十岁曾北上蓟门想从军报国，到了边关，却没人理他。他在燕赵之间游荡了几年，一事无成，只得南下。他不是那种一出场便光芒万丈的才子，他的才华像北方的庄稼，长得慢，扎得深。
约开元二十六年，高适再次北上燕赵，亲历边塞。这回他已年过三十，不再是当年那个在边关找不到门路的少年。他在军中见到了一件事：前线将士浴血死战，将帅却在中军帐里饮酒听曲。这件事刺痛了他。
他写了一首《燕歌行》。诗中有两句，后来传遍天下：
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。
他写这首诗时，手是抖的。不是因为冷，是因为愤怒。那些死在刀锋下的士兵，临死前想的是什么？他们想的是家里的妻儿、村口的麦田、再也回不去的长安。而他们的将帅，此刻正在帐中抱着胡姬，听《凉州词》。他在诗中写妻子思念丈夫：“少妇城南欲断肠，征人蓟北空回首。”一个在城南哭，一个在蓟北望，中间隔着万里关山。高适在诗的末尾写道：
君不见沙场征战苦，至今犹忆李将军。
李将军是汉代的李广，爱兵如子，戍卒愿为他效死。高适不是在怀旧，他是在质问：为什么李广只有一个？为什么两千年过去了，边关的士兵还在等一个李广？
岑参比高适小十一岁。他是荆州江陵人，出身官宦世家，曾祖父岑文本做过宰相。但岑参没有沾到祖上的光——他在长安考了几次进士，屡屡落第，直到天宝三载才及第。及第之后也不得志，天宝年间两度出塞，赴安西、北庭。
西域的天地和中原全然不同。岑参在安西都护府的幕府里，第一次见到了大漠。他看见黄沙接天，看不见一棵树、一间屋；他看见雪山连绵，白得像骨头；他看见胡人在帐篷前烤羊肉，火星子被风吹得满天飞。他写了一首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，开头便是：
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
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
他写的是雪，写的是花，写的是一种悲壮的美。西域的雪不是中原的雪——中原的雪落在屋檐上、落在长安的坊墙间，是温柔的。西域的雪落在刀鞘上、落在战马的鬃毛上，是凛冽的。但岑参在凛冽中看见了温柔，在死亡中看见了花开。这便是盛唐的气魄——即便是写边塞苦寒，也写得花团锦簇、气象万千。
王昌龄又是另一种写法。他是京兆人，开元十五年的进士，做过秘书省校书郎。他不止一次去过边塞，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，到过凉州、甘州、肃州。他见过的边关，比高适更辽阔，比岑参更苍凉。他在边关的城墙上站过，看过大漠尽头升起的月亮，也看过城下堆叠的尸骨。
他写了一首《出塞》，只有四句，二十八个字：
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
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
这四句诗没有写一场具体的战役，没有写一个具体的人。它写的是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——从秦到汉到唐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关隘还是那个关隘，出征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回不来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。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——这一句把时间拉到了七百年前。七百年间，多少朝代更替，多少将帅枯骨。但月亮不变，关山不变。变的只有那些出征和回不来的人。
这便是盛唐的雄浑。它不哭，不喊，不煽情。它只是站在城墙上，望一眼月亮，说一句“不教胡马度阴山”——够了。
长安城里的人读这些边塞诗，读出的是豪情与壮烈。可只有去过边塞的人才知道，豪情的另一面是死亡，壮烈的背后是枯骨。高适写完《燕歌行》的那个夜晚，军帐外的风呜呜地响，像无数个回不了家的魂灵在哭。他把笔放下，喝了一口冷酒，心想：这些诗，后人读起来会觉得痛快。可写诗的人一点也不痛快。他写的每一个字，都是拿命换来的。
在同一片大漠上，王维也写了一首诗。开元二十五年，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凉州，宣慰河西将士。途经大漠时，他写下了《使至塞上》：
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
十个字，写尽了塞外的苍茫。孤烟是烽燧上的烟，在无风的旷野中笔直升上天空。落日是黄河尽头的落日，浑圆如盘。这两样东西——一缕烟、一轮日——把天地的空旷和孤独，压缩进了十个字里。没有悲，没有喜，只有一种巨大的、沉默的、永恒的存在。
贺知章读到这两句时，把酒杯搁下了。他对身边的人说：“这才是盛唐的诗。不是哭，不是笑，是天地之间的一口气。这口气，前人没有过，后人怕也难有。”
他不知道自己说得有多准。三十年后，安史之乱起，边塞成了焦土，戍卒成了叛军或难民。那“一口盛唐的气”，终究散了。但此刻，那口气还在。大漠上孤烟还在升，长河边落日还在圆。高适在燕赵的军帐里磨墨，岑参在安西的雪地里写诗，王昌龄在河西的城楼上望月。
他们不知道自己是“边塞诗派”。他们只是在写自己看见的东西——风沙、刀剑、乡愁，和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人。
第四节少年杜甫——“七龄思即壮”
洛阳距长安三百余里，是大唐的东都。开元年间，皇帝常常在洛阳驻跸，百官随行，洛阳便成了第二个长安。若说长安是帝国的心脏，洛阳便是它的另一只手——握着中原的粮仓与运河，也握着半个文坛。
杜甫生在巩县，少年时随父迁居洛阳。他的祖父杜审言，是初唐有名的诗人，与李峤、崔融、苏味道并称“文章四友”。杜审言此人恃才傲物，曾放言“吾文章当得屈、宋作衙官”，狂得没边。但他的诗确有狂的资本——近体律诗的格律，到他手中才真正定型。杜甫后来回忆自己的童年，写过一句诗：
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。
七岁便能作诗，开口便咏凤凰——这是杜甫自己说的，不算夸张。杜家世代读书，杜甫自幼浸在诗书里，耳濡目染，出口成章不是奇事。但“凤凰”这个意象，却暗含了一种伏笔。凤凰是祥瑞之鸟，非梧桐不栖，非醴泉不饮。少年杜甫以凤凰自况，是志向，也是宿命。他后来一生颠沛流离，却始终不改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初心——那只凤凰，从未落地。
杜甫十三四岁时，已是洛阳城中颇有名气的少年才子。他常出入洛阳的文人聚会，在那些场合里，他见过一个人。那个人叫李龟年。
洛阳与长安一样，是天子脚下。达官贵人的府邸沿着定鼎门大街一溜排开，朱门绣户，车马如龙。杜甫的父亲杜闲时任奉天令，官阶不高，但杜家的门楣仍在——毕竟祖父杜审言的名头摆在那里，洛阳的文人圈子认这个门第。少年杜甫便凭着这层关系，出入于岐王宅、崔九堂这些达官贵人的府邸，如鱼得水。
李龟年是玄宗朝最负盛名的乐师。他和兄弟李彭年、李鹤年并称“李氏三兄弟”，都是梨园供奉。玄宗精通音律，亲自在梨园教习乐工，李龟年便是其中最得意的弟子。每逢皇帝在洛阳设宴，李龟年必定到场，奏《霓裳》之曲，唱《凉州》之词。他的歌声传遍宫阙，洛阳城中无人不知。有传闻说，李龟年一开口，连鸟雀都会停在檐上不走。
杜甫第一次见到李龟年，是在岐王李范的洛阳宅邸中。岐王不仅在长安有宅邸，在洛阳也有一处。洛阳的岐王宅与长安的岐王宅一样，是文人乐师往来之所。这座宅子的花厅比长安那座小些，却更精致——院子里种了一株老梅，传说是前朝留下来的，每到冬日花开如雪，香飘满巷。少年杜甫站在厅堂角落，看李龟年抱着琵琶从内堂走出，看那些锦衣华服的贵人觥筹交错，看满院的花开得正盛。李龟年弹了一曲《伊州》，满座寂然。杜甫看见一个穿紫袍的老者悄悄抹了抹眼角——他不知道那老人是谁，许多年后才听说，那是曾经三度为相的张说。一曲《伊州》让他落泪，大约是想到了什么往事。
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，说自己在岐王宅里“寻常见”李龟年，在崔九堂上“几度闻”歌声。崔九是崔涤，玄宗的宠臣，与岐王一样好客爱才。少年杜甫在这些达官贵人的堂前廊下穿行，像一只不知忧愁的鸟，在盛世的花丛中飞来飞去。
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岐王宅里的歌声，崔九堂上的丝竹，洛阳城中的太平盛世——这些东西会永远在。就像太阳每天照常升起，春天每年照常到来。
他没有想到，这一幕会在四十多年后被自己写进一首诗里。也没有想到，那首诗会成为他一生中最苍凉的作品之一：
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
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
那是安史之乱后的潭州街头。昔日的宫廷乐师流落江湖，卖唱为生。昔日的少年才子已白发苍苍，颠沛半生。两人在落花时节重逢，“正是江南好风景”七个字，每一个字都是刀——风景越好，刀越锋利。因为风景还在，人已不是那人，盛世已不是那盛世。
但此刻的开元年间，一切尚在鼎盛。杜甫从洛阳出发，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涯——去了吴越，去了齐赵，一路上写诗、交友、看山看水。登单父台、看大野泽，是后来的事——天宝三载，他在梁宋遇上李白和高适，三人同登单父台，看大野泽的苍茫秋色。高适比他大八岁，已去过边塞，满身风尘。三人登台远眺，秋风猎猎，高适指着远处说：“子美你看，那便是大野泽。再往北走三百里，便是边关。”杜甫极目远望，只见水天一色，苍茫无际。他忽然觉得天地之大，自己渺小得像一粒沙。但那粒沙里有一团火——一团想要写尽天下苍生的火。
高适对他说：“子美，你的诗里有一种东西，别人没有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一种‘重’。”高适想了想，“别人写诗是给自己写的，你写诗是给天下写的。你的诗太重了，重得不像你这个年纪能写得出来的。”
杜甫笑了。他不知道高适说得有多准。四十多年后，他写的诗将被后人称为“诗史”——因为他写的不是自己，是一个王朝的兴衰。但此刻，他只是一个少年。一个在开元盛世的阳光下漫游天下、胸怀大志的少年。他的头发还没有白，他的眼睛还没有浊，他的诗里还没有血和泪。
他还有大把的时间。——至少他以为他有。
开元末年，王昌龄被贬为江宁丞。贬谪的原因，史书语焉不详，大约是得罪了权贵——在那个李林甫日渐得势、张九龄已然罢相的年头，得罪权贵实在太容易了，一句话、一首诗、甚至一个眼神，都足以让人从京城滚到天涯。从京城的校书郎到江宁的县丞，是从云端跌到了泥里。但王昌龄没有抱怨。他在润州芙蓉楼设了一席酒，送别友人辛渐。
那夜寒雨连江，楚山隐在雨幕之后，只剩一道模糊的轮廓。辛渐明日便要北归洛阳，王昌龄为他饯行。两人喝到夜深，王昌龄忽然放下酒杯，说：“辛渐，我有一首诗，你替我带回洛阳。”
酒尽，他提笔写道：
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
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辛渐带着这首诗走了。王昌龄站在芙蓉楼上，看楚山孤影，看江水东流。他不知道，这首诗会在十余年后的安史之乱中被无数人传抄。那些在乱世中流离失所的人，在烽火连天的夜里，反复念着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这七个字。他们念的不是王昌龄——他们念的是自己。在天地翻覆之际，还有什么东西是干净的、是碰不脏的、是可以留在玉壶里不忍碎的？
那是一个王朝最后的清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