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0章　僧一行测子午线

第70章　僧一行测子午线 (第1/2页)

第一节出家为僧——“求天下之道”
　　
　　嵩山的冬夜，比长安冷得多。
　　
　　雪落了三日，把会善寺的山门封了个严实。禅房里一灯如豆，灯下跪着一个年轻人，背脊挺直，像一棵被雪压弯又弹回来的松树。他对面坐着的老和尚法名普寂，是嵩岳一带有名的禅师。
　　
　　年轻人说：“师父，弟子想剃度。”
　　
　　普寂看着他，问：“你姓什么？”
　　
　　“姓张，名遂。”
　　
　　“张遂。”普寂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，像是念一个很远的姓氏，“魏州昌乐张氏，令祖可是凌烟阁上的张公瑾？”
　　
　　张遂沉默片刻：“是。”
　　
　　“功臣之后，阀阅之门。”普寂说，“你这样的世家子，长安城里多少贵女等着嫁你，多少衙门等着用你。你剃了这一头烦恼丝，可就什么都断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弟子要断的，正是这些。”
　　
　　普寂盯着他看了很久，忽然问：“你读过《春秋》？”
　　
　　“读过。”
　　
　　“读到哪里了？”
　　
　　“读到《左传》——‘多行不义，必自毙’。子姑待之。”张遂说，“弟子不待。弟子等不起，也不想等。”
　　
　　普寂叹了口气，亲手拿起剃刀。
　　
　　这一刀下去，张遂在史书里消失了。世间多了一个僧人，法号一行。
　　
　　一行出家那年，是武周久视、长安年间之交（约701年），他快二十岁了。他的出家，一半为避祸，一半为求道——两者原本是一回事。
　　
　　张氏是唐初功臣之家。祖父张公瑾，太宗朝名将，玄武门之变中有功，图形凌烟阁，官至襄州都督。家世到了父亲这一辈，已经显出中落的光景——父亲早逝，少年张遂由母亲拉扯长大。可他天赋惊人，自幼博览经史，过目成诵，尤其精于历象、阴阳、五行之学。二十岁不到，长安城里已传开了他的名字：那个张家的孩子，能推算出日蚀的时刻，能画出北斗的轨迹。
　　
　　长安城里的少年，十岁开蒙，十五应举，二十入仕，是一条现成的路。张遂却走了一条岔路。别人读经，是为了应考；他读经，是为了找答案——《尚书》里记着历法，《周易》里藏着数理，《春秋》里排着星象。他把经书读成了算书，把算书读成了天书。他母亲看着儿子埋首故纸堆，常常叹气：“你爹走得早，你不好好读书考功名，将来靠什么立身？”张遂说：“娘，儿子不是不读书，是读的书，考不上功名。”
　　
　　后来有人问他，你是功臣之后，何不承荫入仕，光耀门楣？张遂摇头：“门楣是祖父挣的，不是我的。儿子要挣的，是祖父没有的东西。”
　　
　　名声传到了一个人耳朵里：武三思。
　　
　　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，仗着姑母的势，在长安城里炙手可热。他听说张遂博学多才，起了结交之心，托人带话，要请张遂过府叙谈。话说得很客气，意思是明白的：武家要用人，张遂这样的才学，正好补进武家的门庭。
　　
　　换了别人，这是天大的抬举。张遂却连夜收拾了行囊。
　　
　　他太明白武三思是什么人了。武则天称帝之后，李氏宗室杀得血流成河，武三思在中间推波助澜，专以谗害为能事。与这样的人结交，一步踏错，就是灭门之祸。他拒了武家的请帖，辞了母亲，一路向东，逃进了嵩山。
　　
　　临行前，母亲问他：“这一走，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　　
　　张遂给母亲磕了三个头，说：“娘，儿子此去，是给自己找一条活路，也是给张氏找一条活路。等这天下太平了，儿子就回来。”
　　
　　母亲看着他，眼泪掉下来：“天下什么时候能太平？”
　　
　　张遂没有回答。他背着书箱走出家门，走出巷口，走出长安城的城门，再也没有回头。
　　
　　史书写得极简：“为武三思所忌，遁于嵩山。”九个字，藏着一个世家子与整个时代的决裂。
　　
　　在嵩山，他依普寂禅师出家。白天随众作务，晚上挑灯读经。普寂渐渐发现，这个徒弟读经读得极快，快得不像在读书，像在数书。有一天，普寂考他一部刚译出的经论，他答得一字不差。普寂问他可曾读过，他摇头：“弟子只听师兄们念过一遍。”普寂骇然，自此知道他非池中物。
　　
　　可他真正痴迷的，不是佛经，是算。
　　
　　天台山国清寺，是天下算法的祖庭。寺中有高僧，精通九章算术与印度历术。一行听说后，背着行囊，徒步千里，从天台山脚下一步一步走上去。
　　
　　传说他走到国清寺门前时，寺前丰干桥下的溪水，忽然改了方向，向西倒流。寺中僧人大惊，老住持披衣出迎，说：“门前水西流，是有高人来了。”老住持问他：“你为算法而来？”一行稽首：“弟子为天下之道而来。”
　　
　　老住持看着他，问：“算法是道？”
　　
　　“数是天地之骨，历是天地之脉。”一行说，“弟子想看看，天地的心跳。”
　　
　　老住持没有说话。他转身走进藏经阁，搬出整整一屋子的算书，从《周髀》到《九章》，从印度的《九执历》到西域的星表，堆在院子里，说：“看吧。看完这些，你再来见老衲。”
　　
　　一行在国清寺住了三年。
　　
　　三年后，他走出寺门时，已能算出日月交食的时刻，已能推演五星运行的轨道。他把那些算书看完了，又全部忘掉了——忘掉的是死记的条文，留下的是活着的算法。老住持送他到桥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求的是天下之道，山留不住你。”
　　
　　这年他仍不到三十岁。此后十余年，他云游四方，行踪不定。在当阳山结庐，在嵩山问禅，在洛阳译经——世人渐渐忘了张遂，只记得有个年轻僧人名一行，算得一手好历，谈吐间有吞吐天地之气。
　　
　　直到开元五年（717），一道敕书追着他的行迹，送到了他栖身的寺院。
　　
　　敕书是新天子下的。新天子叫李隆基，史称玄宗，此时已做了五年皇帝。他听人说，嵩山有个僧人名一行，精通历算，便遣使征召，请他入京。
　　
　　一行的弟子捧着敕书问他：“师父，去还是不去？”
　　
　　一行望着长安的方向，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去。贫道避了一辈子人，如今这天下换了主人，也该去看看，新的天，是什么样子。”
　　
　　第二节黄道游仪——测天的工具革命
　　
　　一行入京后，被安置在光宅寺。玄宗待他以师礼，不时召见，问天象，问历法，问阴阳灾异。一行答得坦然：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，也直言不讳。
　　
　　开元九年（721），太史监奏报：麟德历推算日食失准，当食不食，不当食而食。
　　
　　这消息在朝堂上炸了锅。历法是皇权的脸面——天子受命于天，若连天象都算不准，还谈什么敬授民时？玄宗下诏：改撰新历，由一行主持。
　　
　　一行接下诏书，先做的事，却让满朝愕然。他不急着排历谱，而是上了一道奏疏：请造新仪。
　　
　　他说，历法算不准，根子在仪器。自唐初以来，浑仪用的是隋朝的旧物，年久失修，黄道、赤道、白道三环早已错位。拿错位的仪器去测天，算出来的历，自然也是错的。要造新历，先造新仪。
　　
　　玄宗准了。造仪的事，一行交给了梁令瓒。
　　
　　梁令瓒官居率府兵曹参军，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。但一行入京后不久，就注意到了这个人——他画得一手好星图，又精于机械，曾私下造过一架木制的黄道游仪模型，工艺之精，连太史监的老吏都啧啧称奇。一行向玄宗举荐他：改历之事，非此人不可。
　　
　　开元十三年（725），黄道游仪铸成。
　　
　　那是一架巨大的铜仪，层层圆环，环环相扣。外环象地，中环象天，内环象日月星辰的运行。黄道环上刻着度分，赤道环上列着二十八宿，白道环专记月的行度——三道交错，如三只巨轮咬合。整个铜仪架在观星台上，晨光里泛着沉甸甸的青光。
　　
　　铸仪的日子，一行几乎日日守在熔炉边。铜水在炉中翻滚，火光映着他的脸。工匠们最初不明白，这个穿袈裟的和尚，为什么比他们还较真——每一道刻度的深浅，每一枚轴心的松紧，他都要亲自过目。梁令瓒劝他：“大师，交给工匠便是。”一行摇头：“仪差一线，天差万里。这一线，贫道不敢假手于人。”
　　
　　熔铜的第七天，出了岔子。铜水浇进范模时，一条环形刻道走了样。工匠们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一行蹲下来，用手指沿着那道刻痕摸了一遍，起身说：“废了，重铸。”
　　
　　梁令瓒急了：“大师，这一炉铜，够铸十口钟！重铸，府库里还有多少银子？”
　　
　　“十口钟换一个准。”一行说，“钟不准，是人的耳朵受罪；仪不准，是天下人受罪。你算算，哪个值？”
　　
　　梁令瓒哑口无言。炉火重新烧起来，铜水再次倾入范模。这一次，一行亲自扶着范模，站了整整一夜，直到铜水冷凝，天光放亮。
　　
　　仪成之日，玄宗亲临观星台。
　　
　　一行请皇帝登上高台，指着那架铜仪说：“陛下请看。黄道游仪可测日行之道，赤道仪可测星辰之度，白道仪可测月行之迹。三仪合一，天地之数，尽在其中。”
　　
　　玄宗绕着铜仪走了一圈，忽然问：“它测得准吗？”
　　
　　一行没有回答。他抬起头，望着头顶的星空，说：“准不准，天上说了算。今夜若有流星，陛下可以验之。”
　　
　　当夜，果然有流星划过天际。太史监的官员守着仪器，记下方位度数，与旧历推算一一对照——新仪所测，分毫不差。消息报进宫，玄宗龙颜大悦，当夜竟亲自登上观星台，看了半宿星星。
　　
　　黄道游仪还不算完。一行与梁令瓒又造了一架水运浑天仪，以铜为体，注水为力，齿轮咬合，日夜自转——天上的日月星辰怎么走，铜球就怎么转，一分不差。更妙的是，仪上立着两个小木人，每到一刻，木人自动击鼓；每到一辰，木人自动撞钟。
　　
　　《旧唐书》记下这架仪器的形制：
　　
　　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，前置鼓以候辰刻，每一刻，自击之；每辰，自撞钟。皆于柜中，以水激轮，轮转如飞。
　　
　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机械报时装置之一。欧洲的第一座机械钟，要到三百多年后才出现。而在开元十三年的长安，铜轮已经在水中昼夜转动，木人敲鼓，声闻数里。
　　
　　长安人起初以为观星台上闹了鬼——深更半夜，谁在击鼓？后来知道是那架会自己转的铜仪，便把它叫作“水运浑天”，当作奇观。西市的胡商专门跑来看，看那木人按时击鼓，啧啧称奇，说撒马尔罕的工匠一辈子也造不出这样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玄宗也来看过几次。他站在铜仪前，听着齿轮转动的声响，看了很久，忽然对高力士说：“朕这个和尚，测的是天，造的是神器。天下有这样的人，是朕的福气。”
　　
　　高力士笑着说：“陛下好福气。”
　　
　　玄宗点点头，又说：“可朕总觉得，他测的东西，比朕想得远。”
　　
　　高力士没接话。他隐隐觉得，皇帝说的“远”，不是指天。
　　
　　有了黄道游仪，一行开始大规模观测。他率太史监的官员，夜夜登台，记录日月五星的行度，前后数年，累积成堆的观测簿。这些簿子摞起来，比人还高。太史监的年轻官员抱怨抄写辛苦，一行说：“天不说话，我们替它记账。账记够了，天的心事，自然就懂了。”
　　
　　观测之中，一行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旧历以为日行黄道，南北无差，可是实测下来，日影的长短，在南北不同的地方，并不相同。长安的冬至日影，与洛阳的不同；洛阳的，又与更南的地方不同。
　　
　　“千里一寸”——旧的说法，说南北相差一千里，日影就差一寸。一行算下来，发现这个说法是错的。错的幅度还很大。
　　
　　他皱着眉，把这个问题想了很多天。想通了，他写了一道奏疏：请在全国设点，同时测量。
　　
　　玄宗问：“设多少点？”
　　
　　一行说：“十三处。北到铁勒，南到林邑，纵贯万里。”
　　
　　玄宗沉吟：“万里之遥，人力物力，不是小数。”
　　
　　一行合十：“陛下，天不可欺。一寸之误，历差一日；一日之误，农时尽乱。这十三处测点，是给天下人看的——让他们知道，天子颁的历，是拿尺子量出来的，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。”
　　
　　玄宗看了他半晌，说：“准。”
　　
　　第三节子午线——人类第一次实测地球
　　
　　开元十二年（724）春，十三路测影使者，从长安城出发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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