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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0章 僧一行测子午线

第70章 僧一行测子午线 (第2/2页)

他们带着朝廷的符节,带着测量用的八尺之表——一根笔直的标杆——带着空白的簿册,向南北两个方向散开。最北的一路,远赴铁勒的回纥部,在今蒙古高原的腹地;最南的一路,深入林邑,在今越南的中部。两路之间,纵贯万里,跨过黄河,越过长江,翻过五岭。
  
  每到一个测点,使者立表于地,正午时分,量日影之长短;入夜之后,测北极星出地之高低。夏至量一次,冬至量一次,春分秋分各量一次。一年之内,往复不息。
  
  测影是个枯燥的活计。日影在表下缓缓移动,长了,短了,又长了。使者的眼睛不能离开那条影子,手不能离开那把尺子。烈日下暴晒,暴雨中蜷缩,蚊虫叮咬,水土不服——十三路使者,一路走下来,病倒的、累垮的,不在少数。
  
  但没有人抱怨。他们知道,自己量的是天的尺寸。
  
  这十三路里,有一路格外重要,主持的人叫南宫说。
  
  南宫说是太史监的官员,奉命在河南平原测量。他从滑州的白马出发,经浚仪、扶沟,一路测到上蔡——四个测点,都在黄河以南的平地上,地势平坦,视线开阔,是最理想的测量场。南宫说在四个测点各立八尺之表,夏至日正午,同时量影。
  
  量影这天,南宫说亲自守在扶沟的测点上。
  
  八尺之表立在官道旁的旷野里,笔直如戟。日头爬到中天,影子一寸一寸缩短。南宫说蹲在表下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条影子,手里握着一把刻着分度的尺。周围的农夫扛着锄头路过,好奇地停下来看:这个官儿,盯着根棍子的影子,看的什么?
  
  影子缩到最短,定住了。南宫说立即上前,把尺子抵在表根,读出一串数字,亲手记进簿册。他直起身,抹了一把汗,对随从说:“记好了。一尺四寸四分。”
  
  “大人,差一厘半厘的,要紧么?”
  
  “要紧。”南宫说把簿册合上,抱在怀里,像抱一件宝贝,“这几个数,要送到长安去的。一厘之差,天知道,地知道,我知道。”
  
  四个点的簿籍报回长安,是这样一个排列:
  
  白马,一尺五寸七分。
  
  浚仪,一尺五寸三分。
  
  扶沟,一尺四寸四分。
  
  上蔡,一尺三寸六分。
  
  影差一寸多,相距三百多里。南宫说把簿籍报回长安,一行在灯下摊开四份簿册,一条直线画下去,笔尖停在一个数字上。
  
  他放下笔,对梁令瓒说:“旧说千里而影差一寸。如今实测,四百里而差一寸有奇——旧说是错的。”
  
  梁令瓒凑过来看:“错在哪里?”
  
  “错在把天想小了。”一行说,“天不是平的。地,也不是平的。”
  
  他把四份簿籍反复推算,又调来其他测点的簿册对照。北方的测点,北极星出地高;南方的测点,北极星出地低。他顺着这个坡度一路算下去,忽然明白了一件事:
  
  所谓日影之差,所谓北极高低,其实都是同一件事——大地是弯的。人站在弯着的大地上看星星,每往南走一步,北极星就低一分。这低下去的一分,就是脚下这片大地弯过去的一分。
  
  他算出:北极出地高度每差一度,南北相距约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。
  
  用今天的单位来说,大约是一百二十九公里。而现代科学测定的地球子午线一度之长,是一百一十一公里。一千二百年前,一行用八尺之表、一根标杆、一片平原,量出了与真相相差百分之十几的答案。
  
  这个答案,来得并不容易。为了它,十三路使者跑了两年,从北到南,从冬到夏。有的使者在岭南中了瘴气,病倒在驿站里,被抬回长安时,怀里还抱着测影的簿册;有的使者在塞外的风雪里冻掉了手指,仍把冬至的日影量完才肯回来。一行把这些簿册一册一册摊在案上,看得极慢,看得极仔细——他看的不只是数字,是那些使者的命。
  
  这是人类历史上,第一次用实测的方法,丈量地球。
  
  在他之前,人们说起大地,用的是想象:说天圆地方,说地厚九万里,说日影千里差一寸——都是嘴里的话,没有一把尺子。在他之后一百年,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马蒙,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纠合了一次类似的测量。欧洲人真正开始认真丈量子午线,要等到八百年后的近代。
  
  而这一切的起点,是开元十二年河南平原上,四个不起眼的测点,和四个日影的数字。
  
  南宫说后来在奏报里写下测量经过,字里行间透着兴奋:“臣等伏承圣意,分遣测影之使,南至林邑,北至铁勒,极海之隅,尽天之际,无远不测。”
  
  “无远不测”——四个字,是一个时代的气魄。
  
  第二年,两京都在忙同一件事:玄宗要泰山封禅。百官上表,称颂盛世。金舆玉辇,扈从如云,车驾发自东都,一路浩浩荡荡往东走。路上经过河南,百姓跪在路边,看着皇帝的仪仗扬尘而过。没有人知道,就在这片平原上,就在他们跪拜的田野里,竖着几根不起眼的标杆,量着天的尺寸。
  
  封禅的皇帝不知道,跪拜的百姓不知道,连南宫说自己,也不知道他量出的那组数字,将写进人类文明的史册。
  
  一行知道。但他没有说。他在奏疏里只写了一句:“今实测之数,与古法不合,请以实测为准。”
  
  以实测为准——五个字,把人类从想象的大地上,扶到了真实的大地上。
  
  许多年后,人们才懂得这句话的分量。古往今来,历法数术,从来是“以古法为准”:前人说天圆地方,后人也说天圆地方;前人说千里一寸,后人也说千里一寸。没有人怀疑,没有人丈量,天就在那里,却没有人真正伸手去碰它。一行是第一个伸手的人。
  
  他伸手的结果,是给了大地一个真实的尺寸。这个尺寸,错了百分之十几——可是它真实。真实的东西,才谈得上修正;想象的东西,连错都谈不上。
  
  天不会说谎。说谎的,从来都是人。而一行用一根标杆,把人的尺子,校准到了天上。
  
  第四节大衍历——“开元之历”
  
  测影的事做完,一行开始排历。
  
  开元九年接下改历诏书,到开元十五年,前后七年。七年里,他造了黄道游仪,测了十三路天象,累积的观测簿堆满了半个藏经阁。现在,他要把这堆簿子,变成一部历法。
  
  这部历法,他取名《大衍》。
  
  “大衍之数五十,其用四十有九。”——《周易》里的话。衍者,演也,推演天地之数。一行取这个名字,是把一部历法,当作一次推演天地的演算。
  
  《大衍历》的编排,与前代历法截然不同。一行把它分成七篇:步中朔术,定一年的节气与朔望;步发敛术,推闰月的安置;步日躔术,算太阳的运行;步月离术,算月亮的行度;步轨漏术,测漏刻与日影;步交会术,推日月交食;步五星术,算五星会合。
  
  七篇互为表里,一环扣一环,像七枚齿轮咬合成一部机器。后世历家评《大衍历》,说它“推步之法,至此始密”——严密,是从《大衍历》开始的。
  
  一部历法,只有中土的东西还不够。一行曾在天台山读遍西域星表,又在长安接触过印度传来的《九执历》。他把那些域外的算法拆开、揉碎、吃透,再化成自己的血肉:印度历法中以日月五星与假想的星辰“九执”推算行度的法子,被他一变,成了《大衍历》里推算交食的利器;西域星表里那些陌生的度分,被他一一核校,纳入自己的统绪。
  
  有人不解,问他:“大师,中土的历法,为何要掺胡人的东西?”
  
  一行反问:“天是中国的天,还是胡人的天?”
  
  那人答不上来。
  
  一行说:“天只有一个。谁量得准,天就听谁的。贫道不管什么胡人中土,贫道只管,它准不准。”
  
  这一句话,就是盛唐的胸襟。别的朝代,学问分疆界,华夷有壁垒;盛唐的学问是通的——佛经里找算理,胡历里找历法,天竺的僧人在长安译经,波斯的天文家在大唐做官。一行只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个。
  
  开元十五年(727)秋,《大衍历》的草稿,终于写完。
  
  七年的心血,三十卷的书稿,摞在案上。一行从案前站起来,走到院子里,看着满天的星。秋夜的星格外亮,银河横贯天际,像一条光的河。他看了很久,忽然对身边的弟子说:“历成,吾事毕矣。”
  
  弟子没听懂:“师父说什么?”
  
  一行没有回答。他转身回屋,把那卷《大衍历》草稿看了最后一遍,然后合上书,像合上一扇门。
  
  十月,一行随驾至新丰,病倒了。
  
  病来得又急又重。太医束手,药石无效。玄宗闻讯,亲自遣使探视,又命内侍供奉汤药。一行躺在病榻上,脸色平静,像一池无风的水。
  
  弟子守在他榻前,终于忍不住问出了那个憋了很久的问题:
  
  “师父,你测了那么长的天,量了那么远的地,可测得出自己的归期?”
  
  一行合十,缓缓说道:
  
  “天不可测,道不可说。我只知道,该走了。”
  
  “师父,可你的历法才刚写完,还没颁行——”
  
  “历不是我的,是天借我的手写的。”一行说,“天要收回去,便收回去。它自会找人,把它传下去。”
  
  他顿了顿,又说:“弟子,你记住:历法可以错,人心不能错。人心里那一点求真的火,比什么都金贵。贫道这一生,遁入空门,躲的是人;最后这几年,却把命交给了天。你们说贫道是僧人,其实贫道是个量天的——量了一辈子,够本了。”
  
  开元十五年十月八日,一行圆寂于新丰,年仅四十五岁。
  
  消息传入长安,玄宗辍朝三日,悲恸不已。他追赠谥号“大慧禅师”,又命人将一行的《大衍历》草稿交给宰相张说,命其整理颁行。
  
  开元十七年(729),《大衍历》正式颁行天下。
  
  这部历法,用了整整三十年。三十年里,长安换了历,天下随了历,农家依历种收,太史依历报朔,连寺院敲钟的时辰,都依着《大衍历》的漏刻。三十年间,日食预报,鲜有失准。
  
  《新唐书·历志》后来评道:
  
  自太初至麟德,历有二十三家,与天虽近而未密也。至一行,密矣,其倚数立法,固无以易也。
  
  “至一行,密矣”——五个字,是史家给一个僧人的最高礼遇。
  
  一行圆寂后,有人在长安的光宅寺里,找到了他留下的一卷手稿,不是佛经,是一幅星图。图上二十八宿的方位,与后来实测几乎分毫不差。有人说,那幅星图后来被带出长安,几经辗转,流落到了海东——真伪已不可考。只是直到今天,东瀛的古老寺院里,还供奉着“唐一行禅师”的画像。
  
  而在更远的西方,欧洲人要到八百年后,才终于开始认真丈量自己脚下的大地。他们不知道,在遥远的东方,在开元十二年的河南平原上,一个中国僧人,已经用四根标杆,量出了大地的弧度。
  
  一行圆寂前,弟子问他归期。他答:“天不可测,道不可说。我只知道,该走了。”
  
  这句话,后来被弟子们刻在塔上,与《大衍历》的草稿放在一起。塔在嵩山,草稿在长安,天在头顶——三样东西,都没有再动过。
  
  《大衍历》用了三十年,直到代宗宝应年间,才被新的历法取代。那三十年里,大唐从开元走到天宝,从盛世走到乱世。历法在变,天没变;人心在变,道没变。
  
  而一行量出的那组数字——北极高一度,南北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——被写进《大衍历》的《历议》,与历法一同传世。九十年后,阿拉伯人在美索不达米亚重复了同样的测量;八百年后,欧洲人终于量出了第一根子午线。
  
  他们各自以为自己是第一个丈量大地的人。
  
  他们不知道,在更早的东方,一个避祸出家的和尚,已经用一根八尺之表,量过天地了。
  
  那一天,河南平原上的风,吹过四根标杆。日影在表下缓缓移动,像天地的心跳。
  
  一行没有回头。他合十而立,望着北方,望着那颗被他量过无数次的北极星,轻声说:
  
  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贫道量了它一辈子,它始终不肯告诉我,它有多大。”
  
  弟子问:“那师父量到了什么?”
  
  一行笑了笑:“量到了自己的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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