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1章　佛道论衡与三教合流

第71章　佛道论衡与三教合流 (第1/2页)

第一节三教论衡——开元宫廷的辩场
　　
　　开元十四年冬，长安落了第一场雪。雪落在大明宫的金瓦上，落在兴庆宫的龙池边，落在朱雀大街的槐枝头。这样的雪夜，长安城里本没有多少人出门——除了赶考的举子，除了巡夜的武侯，除了那些提着灯笼、匆匆赶往平康坊的浪子。
　　
　　但有一个人，此刻正坐在兴庆宫的暖阁里，等着看一场热闹。
　　
　　玄宗李隆基登基十四年，天下承平，府库充盈，四方宾服。他忽然觉得，该让长安城里那些能说会道的人，好好辩一场了。
　　
　　三教论衡，不是什么新鲜事。高祖武德年间，国子学里就设过这样的辩场，儒者讲《孝经》，沙门讲《金刚经》，道士讲《老子》，三教各陈其说，辩到日暮。此后百余年，成了宫中常例——每逢大节，天子便召三教名流入宫，让他们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互相辩难。辩赢了，名动天下；辩输了，也只当给皇帝解个闷。
　　
　　可这一次，玄宗把辩场设在了内殿，只召了寥寥数人。他要看的，不是热闹，是深浅。
　　
　　暖阁里，三张案几分列左右。儒者坐在东首，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先生，姓李，名邕，广陵人，文名满天下。玄宗即位初年，他上过《日蚀赋》，词采惊人；后来做过左拾遗，因为说话太直，被贬过好几回。他写碑，天下的豪门富户，以求得他一篇碑文为荣，一篇润笔，够寻常人家吃三年。他的字，他的文，他的议论，是开元文坛的一面旗。
　　
　　道士坐在西首，是司马承祯。他刚从天台山入京不久，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道袍洗得发白，眉目间看不出悲喜。玄宗待他以师礼，他回敬的，也只有合乎分寸的恭敬。
　　
　　僧人坐在下首，是一行。他穿一身旧袈裟，袖着手，像个在寺里晒了二十年太阳的老僧。没人想到，这个看起来最不起眼的和尚，前些日子刚在观星台上，指着一架铜仪对皇帝说过：天是可以量的。
　　
　　玄宗居中而坐，手里把玩着一枚玉圭，笑道：“今日不论朝政，只论道理。三教都是朕的座上客，谁说得有理，朕便服谁。开始吧。”
　　
　　李邕率先起身。他整了整衣冠，声音朗朗：“陛下，臣请先言。儒者之道，一曰忠，一曰孝。孝为百行之本，忠为臣子之节。人之生也，受之父母；臣之仕也，事之君上。舍忠孝而言他，譬如舍本而逐末。释氏出家，弃父母而不养；道者避世，远君上而不仕——二教虽各有玄理，究其本，皆非治天下之道。”
　　
　　满殿寂静。李邕这话，是说给皇帝听的，也是说给那两位听的：你们一个不养父母，一个不服王化，凭什么站在这里？
　　
　　司马承祯不慌不忙，起身答道：“李公所言，是治世之理；贫道所言，是治身之理。身犹国也，国犹身也。四肢百骸，犹郡县；血气周流，犹漕运；耳目口鼻，犹言路。身不治，则百病丛生；国不治，则万民困顿。故《老子》曰：‘治大国若烹小鲜’——不扰，便是大治。儒者以礼乐治身，道者以清静治身，殊途而同归，何来相弃？”
　　
　　李邕冷笑：“清静？天下田畴待垦，府库待充，四夷待抚。若都学道者避世清修，谁来耕，谁来织，谁来守边？”
　　
　　“李公只见避世之隐者，不见入世之道者。”司马承祯道，“岐伯佐黄帝，张良佐汉祖——道者未尝不济世，只是不争功。老子出关，著五千言；孔子问礼，叹其为龙。道与儒，本是一家之学，何必相攻？”
　　
　　辩到这里，暖阁里的空气已经热了起来。李邕是文章家，辞锋如刀；司马承祯是道家宗师，以柔克刚。两人你来我往，引经据典，听得满殿的侍从都屏住了呼吸。
　　
　　一行一直没有开口。他闭目而坐，仿佛入定。直到李邕与司马承祯各自收住了话头，齐刷刷看向他——三教论衡，佛教岂能缺席？
　　
　　一行这才睁眼，缓缓起身，合十道：“二位所辩，一是孝，一是静。贫僧不懂孝，也不懂静，只懂一个字：苦。”
　　
　　“众生皆苦。”他说，“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。儒者教人立身，道者教人养生，佛者教人了苦。三家之教，如三味药：儒医其行，道医其心，佛医其性。药性虽异，同为治病——李公，你说释氏弃父母，可曾见过孝子出家，为亡母诵《盂兰盆经》？你说道者远君上，可曾见过高僧入宫，为天子祈福？出家人不是不要家，是把自己的家，扩大成了天下人的家。”
　　
　　李邕一时语塞。
　　
　　一行又说：“况且，佛家讲空，非是顽空。空者，不执也。不执着于我，方能看见众生；不执着于物，方能看清大道。李公文名满天下，若执着于文名，便不是文，是累赘了。”
　　
　　这话说到了李邕的痛处。他写了一辈子文章，最得意的，恰恰是那点文名。他张了张嘴，竟不知如何反驳。
　　
　　沉默片刻，李邕忽然又问：“法师说空，说苦。可天下读书人，十年寒窗，所为何来？若万事皆空，读书还有什么用？”
　　
　　“读书有用，为的是不空。”一行答道，“经史子集，是圣贤留给众生的路标。路标不是路，但没有路标，人会迷路。儒者读书，为的是立身济世——立身济世，正是佛家说的‘菩萨行’。空，不是让人什么都不做；空，是让人做了而不执着。李公做官、写碑、进谏，哪一件不是济世？只要心中不执着于‘我在济世’，便是空而不空。”
　　
　　李邕抚须不语。半晌，他叹道：“和尚这话，比我读了四十年的书，还叫人想得通。”
　　
　　玄宗抚掌大笑：“好！好一个‘扩大成了天下人的家’！一行为僧，司马为道，李邕为儒——你们三个，今日谁也没输。朕倒觉得，你们说的，是一件事。”
　　
　　三人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
　　
　　那一夜，论衡一直辩到二更。散场时，雪已经停了。李邕走在宫墙下，忽然回头，对司马承祯与一行说：“今日之辩，李邕服了。改日北海有宴，请二位来，我们再辩一场——李邕平生，最怕输给朋友。”
　　
　　司马承祯与一行都笑。三人拱手作别，踏雪而去。
　　
　　这便是开元的思想市场：没有禁书，没有文字狱，连皇帝都坐在辩场里，听人吵了一晚上。在别的朝代，这叫僭越；在开元，这叫盛世。
　　
　　思想的繁荣，是盛世最深的底气。
　　
　　第二节御注三经——帝王的调和
　　
　　论衡之后，玄宗在兴庆宫里独坐了很久。
　　
　　他把那晚的辩词从头到尾想了一遍：李邕说得对，孝与忠是治世的根基；司马承祯说得对，清静是治身的良方；一行说得也对，众生皆苦，需要慈悲。三教都有理，可三教都在争——争信徒，争香火，争在皇帝面前的脸面。
　　
　　他忽然明白了：辩论解决不了问题。辩出来的，只是热闹；定出来的，才是秩序。
　　
　　三教的理，要靠一支笔来定。这支笔，天下只有一个人配拿——天子。
　　
　　开元十年，玄宗亲注《孝经》，颁行天下。
　　
　　《孝经》不过一千八百余言，历代注家却多如牛毛。玄宗不动声色，把古往今来的注本都调进宫里，一卷一卷地看，再一章一章地注。他注得很慢，慢得像在绣一幅大画。注成之日，他召集贤学士来听，听到妙处，学士们连连叹服——天子注经，注的是经，立的却是规矩：天下人都该孝，孝是百行之本，谁不孝，谁就是逆了天理。
　　
　　《孝经》颁行那年，诏令天下家藏一本。长安的书坊里，印《孝经》的雕版供不应求。
　　
　　可玄宗没有停笔。
　　
　　开元二十年，他的笔落到了《道德经》上。这一年，他已经四十八岁。注《道德经》比注《孝经》更费神——五千言，字字玄机。他注到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时，搁笔良久，对高力士说：“朕注的不是道，是人心。天下的道理，说到底，就是四个字：清静无为。”
　　
　　高力士伺候他多年，听得懂这话的分量。皇帝不是信了道，是看明白了：天下太大，事太多，一个人管不过来。管不过来的时候，最好的办法，是少管。开元二十年那几年，大唐的疆域北到碛北，南到林邑，东到海，西到波斯，州县千余，户口千万——这么大的天下，靠一双手是抓不拢的。抓不拢，不如松开。松开，水自己会流。
　　
　　有人劝他：“陛下注《道德经》，会不会冷了儒家的心？”
　　
　　玄宗笑了笑：“朕注《孝经》，儒者说朕尊儒；朕注《道德经》，道者说朕崇道。若朕再注一部佛经，佛门是不是也要说朕佞佛？朕谁都不偏，朕只偏天下。”
　　
　　这话传到宫外，成了长安城里流传很久的一句谈资。人们渐渐品出味道来：天子注经，注的不是一家之言，是三家都要注，三家都要收。少一本，都是偏；三本都注了，才是全。
　　
　　《道德经》注成，玄宗又下诏：令士庶家藏一本。有人私下嘀咕，说皇帝这是要推行道教了。可紧接着，开元二十三年，玄宗的笔，又落到了佛经上。
　　
　　这一次，是《金刚经》。
　　
　　《金刚经》五千余言，讲的是“不执”。玄宗注《金刚经》的消息传出去，长安城里的僧人都愣住了——天子注佛经，自大唐开国以来，从未有过。有人欢喜，有人担忧。欢喜的人说，这是佛门之幸；担忧的人说，皇帝这是要把佛也管起来。
　　
　　玄宗不管这些议论。他注《金刚经》，注得比前两部都慢。有一回，他注到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忽然放下笔，问左右：“朕坐拥天下，是不是也是一相？”
　　
　　左右无人敢答。
　　
　　他笑了笑，自己答道：“是虚妄，也是真实。朕坐在这里，天下就是真的；朕若荒废了朝政，天下便是虚妄。注经的道理，和治国的道理，是一样的。”
　　
　　这话说得深。深得连高力士都没敢接话。玄宗注经的这一年，正是大唐最盛的一年：府库盈溢，米价每斗不过十三钱，行旅不赍粮，取给于道。长安城里，胡商牵着骆驼，书生背着书箱，僧尼敲着木鱼，道士摇着拂尘，各走各的路，谁也不妨碍谁。玄宗站在兴庆宫的城楼上看着这一切，忽然觉得，自己这一辈子做的所有事——平乱、开边、注经、制乐——都对了。
　　
　　三经注成，并颁天下。诏书写得明白：《孝经》以立身，《道德经》以养性，《金刚经》以明心——三经并重，缺一不可。
　　
　　这一道诏书，比任何一场论衡都有力。
　　
　　论衡是辩，辩出的是火花；注经是定，定出的是秩序。天子以一人之尊，注三家之经，是把三教都收进了天子门下。从此，儒释道不再是谁压过谁的问题，而是谁为天子所用的问题。三教合流，从此有了政治推手。
　　
　　高力士后来对人说：“陛下注经那几年，是天下最太平的几年。因为陛下的心思，都在纸上。”
　　
　　注经的墨迹，还渗进了科举的考场。开元年间，明经科考试，《孝经》《论语》是必考之书；开元二十一年，玄宗下诏，令天下士子兼习《道德经》，岁举人各试大经；后来又设“道举”，专门选拔精通道家之学的人才。读书人若要出仕，儒家的经要读，道家的经也要读。佛经虽未入科场，但长安城里，僧人讲经、士人听禅，早已是寻常风景。三教的经卷，在天下读书人的案头并排摆着——天子注过的那三本，成了大唐最有分量的教科书。
　　
　　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玄宗的笔，从《孝经》写到《道德经》，再写到《金刚经》，笔笔都是人心。可他这一生，注得懂经，却未必读得懂人心——那是最难注的一部经，没有印本，没有注疏，只有血与泪，才能写就。
　　
　　第三节南宗入京——神会定南宗
　　
　　就在玄宗御注三经、调和三教的同时，佛门内部，正进行着一场比三教论衡更激烈、也更长久的争辩。
　　
　　争辩的双方，是禅宗的两支：北宗与南宗。
　　
　　北宗之祖神秀，是五祖弘忍的上首弟子，法门广大，门徒遍于两京。武后、中宗、睿宗三代帝王，皆尊神秀为师，时人称其为“两京法主，三帝门师”。神秀圆寂后，其门人普寂、义福继之，北宗在长安、洛阳的声名，如日中天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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