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1章 佛道论衡与三教合流
第71章 佛道论衡与三教合流 (第2/2页)南宗之祖惠能，是弘忍的衣钵传人。他不识字，却得了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”的顿悟法门。数十年前，他已得衣钵南归，隐于岭南曹溪，开山说法。北宗的人看不起南宗，说惠能不过是个不识字的獦獠；南宗的人也不服北宗，说衣钵在曹溪，正统在南方。
两宗相争，争了二十多年。北宗在朝廷，南宗在山林。明眼人都看得出：这场争辩，一时半会儿分不出胜负。
直到一个人下山。
神会，襄阳人，俗姓高。他出家很早，起初学的是北宗的法，后来听说岭南有个惠能，便千里迢迢赶去曹溪，一住数年，尽得南宗顿悟之旨。惠能灭度后，神会北行，先住南阳龙兴寺，人称“南阳和尚”，后又游方各地，讲顿悟法门，听者日众。
神会讲经，与北宗大不相同。北宗讲“时时勤拂拭”，讲渐修；神会讲“本自具足”，讲顿悟。他说：“众生心本清净，无有尘垢。尘垢只是妄念，妄念一起，即失本心；妄念一息，本心自现。成佛不是修来的，是回得来的。”听的人初时觉得新奇，听久了，便觉得有道理——原来成佛不是爬一座永远爬不到顶的山，而是转过身，看见自己一直在的地方。
这话传进北宗耳朵里，北宗的人坐不住了。普寂门下的弟子，在两京讲经讲了几十年，门庭若市，忽然冒出一个南方来的和尚，说他们修的是“渐”，是“傍”，这还了得？可神会讲经的地方，人越聚越多；北宗的责难，他一条一条接住，一条一条化开。明眼人渐渐看出：这个“南阳和尚”，是有备而来的。
开元二十年，神会六十三岁，忽然在滑台大云寺，设了一场无遮大会。
无遮，是佛门的规矩：不设遮拦，不分贵贱，谁来都能听，谁都能问。神会设这个会，只有一个目的——当着天下人的面，把南宗的正统，辩出来。
大会开了三天。第一天，来的人还不多；第二天，消息传开，洛阳、汴州、相州的名僧大德，纷纷赶来；第三天，大云寺里里外外，挤满了人。
北宗那边，派出了一位老成持重的法师，法号崇远。崇远是普寂门下的高足，讲经多年，辩才无碍。他坐在上首，看着眼前这个清瘦的南方老僧，缓缓问道：
“法师从何处来？”
“自曹溪来。”
“曹溪何人？”
“六祖惠能大师。”
崇远微微颔首，话锋一转：“六祖惠能，南中一獦獠耳。五祖衣钵，传于神秀大师，两京法主，三帝门师，天下共知。法师今日在此设无遮大会，是要与两京大德，争个高低么？”
满场寂静。所有人都看着神会。
神会不慌不忙，站起身来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楚：
“贫僧今日来此，不为争高低，只为说一个理。”
“什么理？”
“正法之理。”神会道，“五祖弘忍大师，付法之时，衣钵传与谁，谁便是正。衣钵传与六祖惠能，此事天下皆知。神秀大师虽为一代宗师，然未得衣钵，是傍，不是正；其法门渐修，是渐，不是顿。顿者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；渐者，积劫修行，旷劫难成。譬如磨砖作镜，累年无功。六祖教人顿悟，一念回光，即同本有——这才是达摩西来，单传心印的正法。”
此言一出，满场哗然。崇远脸色骤变，厉声问道：“你说神秀大师是傍，可有凭据？”
“凭据在衣钵。”神会道，“衣钵在曹溪，不在神秀。这就是凭据。”
崇远冷笑：“衣钵是外物。法，岂在衣钵？”
“法不在衣钵，法在传灯。”神会道，“六祖得法于五祖，是亲承；贫僧得法于六祖，是亲承。今日设会，为天下人证明：南宗是正，北宗是渐。这不是贫僧一人的话，是六祖亲口所说，是五祖亲传之印。”
辩论从日中持续到日落。崇远引经据典，神会以心印心；崇远讲渐修的次第，神会讲顿悟的当下；崇远说南宗是僻处岭南的野狐禅，神会说他讲的法，是达摩祖师单传的正法眼藏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听得热血沸腾，有人听得冷汗直流。
第三天黄昏，崇远终于不再开口。他沉默良久，起身合十：“法师之论，崇远一时不能尽破。今日之会，南宗得胜。”
满场轰然。
神会以一己之力，在滑台大会之上，公开否定了北宗“两京法主”的地位，把“正统”二字，钉在了南宗头上。消息传遍天下：禅宗南北之争，从此有了结局——不是辩出来的，是神会一个人，用三天三夜，杀出来的。
滑台大会之后，神会名声大噪，几年后奉诏入洛阳，讲经于荷泽寺，门徒如云。北宗的人恨他入骨，构陷他“聚众惑众”，把他贬出洛阳，流徙数年。但神会不悔。他在贬所对人说：“贫僧这一生，只做了一件事：把六祖的法，从岭南带到了天下。”后来安史之乱起，朝廷又想起这个倔强的老僧——他被赦免召还，重返洛阳，已是须发皆白的老人。乱世里，他的顿悟法门成了许多人的安慰：天下乱了，人心更要定；心定了，乱世也就不那么可怕了。
许多年后，安史之乱起，两京陷没，朝廷军费匮乏。神会以八十六岁高龄出山，在洛阳设坛度僧，收取“香水钱”，尽数充作军饷，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。乱平之后，唐肃宗感其功，为他在洛阳建荷泽寺，敕赐“真宗大师”。
南宗自此，成为禅宗正统。惠能尊为六祖，他的《坛经》，成为中土僧人著述中，唯一被称为“经”的书。
而那个在滑台大云寺里，独自面对满殿北宗大德的老僧，他的身影，永远定格在开元二十年的秋天。那一天，禅宗的历史，被一个不肯认命的人，翻到了新的一页。
第四节合流之果——“三教归一”的文化基因
三教论衡的辩声，御注三经的墨迹，滑台大会的喧嚷，都渐渐远了。喧嚣过后，留下的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。
后世有人写诗论三教：
儒门释户道相通，三教从来一祖风。
“一祖风”是什么？没有人说得清。但中国人都能感觉到：自己的骨子里，住着三家。
儒，是入世的一面。中国人讲孝悌忠信，讲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讲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这是儒家的底色，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。从庙堂到乡野，从宰相到农夫，人人都在这套规矩里活着。
道，是超脱的一面。中国人讲顺其自然，讲“功成身退”，讲“难得糊涂”。得意的时候读儒，失意的时候读道——庙堂上的儒生，退下来便成了隐士；沙场上的将军，解甲后便去访名山。道家给了中国人一条退路，让那些跌进谷底的人，还有一口气，还能活下去。
佛，是慈悲的一面。中国人讲“因果报应”，讲“放下”，讲“众生皆苦”。遇了难处，去庙里烧一炷香；逢了故人，说一声“缘来缘去”。佛教的中国化，比任何教义的传播都更深——它长进了中国人的生死观里，长进了中国人的日常里。
三家起初是吵的。魏晋南北朝，佛道之争，几度酿成灭佛之祸；儒佛之争，也吵了数百年。可吵到唐代，吵出了一种奇妙的格局：三家谁也不服谁，可谁也离不开谁。
唐代的庙宇里，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图样：《三教图》。画上，孔子居中，老子居左，释迦居右，三位圣人都笑呵呵的，像三个老友。这样的画，长安的画师画了一茬又一茬，寺庙里的壁画、道观里的屏风、士人书斋里的挂轴，处处可见。有人觉得不伦不类，可看久了，又觉得本该如此——三家打架打了几百年，打到最后，发现谁也打不死谁，索性坐下来，一起喝茶。
玄宗御注三经，是这格局的关键一步。他在位四十四年，亲注三教之经，颁行天下——这一举动，等于给三教合流盖上了天子的印。从此，三教的关系，从“争”，变成了“融”。
融的结果，是一千年。
宋代的理学家，讲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这话听起来是儒家的，可细究起来，里面分明有道家《坐忘论》“主静去欲”的影子，也有佛家“无欲则刚”的回响。二程、朱熹，都曾出入佛老数十年，然后才“返求六经”——他们的学问，是三家熬出来的汤。
明代的王阳明，讲“致良知”，讲“知行合一”。他的“良知”，近于禅宗的“本心”；他的“事上磨练”，又有儒家的功夫。阳明心学一出，天下风从——那是禅宗的种子，在儒家的土壤里，开出的花。
道教也在变。唐代以后，道教讲“性命双修”，讲“明心见性”——这些词，都是从禅宗借来的。内丹派兴起，吕洞宾、张伯端，都主张三教合一。张伯端在《悟真篇》里直说：教虽分三，道乃归一。
佛教更不必说。中土的僧人，讲“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”，把儒家的孝、道家的身，都纳入了佛门。禅宗的“不立文字”，是佛教的中国化；而中国化的佛教，又反过来养了中国的诗、画、书法——王维的诗里有禅，苏轼的笔下有道，李白身上，儒道佛三家，混成了一坛酒。
盛唐的诗人，几乎个个是三教混合体。李白少年学剑、中年求仙、晚年参禅，一生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”，却又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——儒家的抱负、道家的逍遥、佛家的空寂，在他身上居然不打架。王维更是典型：他做官做到尚书右丞，同时持斋奉佛，“晚年唯好静，万事不关心”；他画山水，笔下有禅意，被后世尊为“南宗画祖”——一个画家，用道家的笔法，画出了佛家的意境，又安放在儒家的案头。这样的复合人格，放在别的朝代，是分裂；放在盛唐，是自然。
到了民间，三教更是早已不分家。一座庙里，可以同时供着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；办丧事，要请和尚超度，要请道士作法，要行儒家的礼。中国人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——三位老人家，各管一事，谁也犯不着谁。灶王爷上天，说的是道家的日子；中元节放河灯，用的是佛家的仪式；过年贴的春联，写的是儒家的吉祥话。三教不是三座山，是三条河，流着流着，汇成了一片海。
后人论三教，有句话说得最透：
以佛治心，以道治身，以儒治世。
这便是三教合流之果。不是谁吞并了谁，而是谁都在对方身上，看到了自己缺的那一块。儒有了道的超脱，才不至于迂腐；道有了佛的慈悲，才不至于冷漠；佛有了儒的担当，才不至于虚无。三家互为表里，缠成了一条根，深深地扎进中国人的心里。
而这一切的源头，可以追溯到开元。追溯到那一场雪夜里的论衡，追溯到那三卷御注的经，追溯到那个在滑台大云寺里，独自面对满殿大德的老僧。
盛唐的包容，不是没有原则的宽容，而是有底气的自信：它不怕人吵，因为它知道，吵到最后，大家会找到共同的东西。它不怕外来，因为它有本事把外来的，变成自己的。
三教归一的文化基因，就这样种下了。一千多年过去，它还在中国人的血脉里流着——流成一种气度：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
这气度，是从开元来的。
论衡那夜，玄宗留一行夜话。烛影摇红，他忽然问：“一行，佛与道，孰为究竟？”
一行合十：“陛下问的是佛道，臣见的是人心。人心所向，便是究竟。”
玄宗抚掌而笑：“好一个‘人心所向’。”
这句话，玄宗记了很多年。他以为他懂了——天下人的心，都向着开元。可人心是会变的：向着霓裳羽衣的心，有一天，也会向着渔阳鼙鼓。
许多年后，马嵬坡下，他或许会想起这一夜的对话。他终于明白：人心是天下最难注的一部经——他注得通《孝经》，注得通《道德经》，注得通《金刚经》，却始终没有读懂，人心这本无字的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