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8章 三庶人之祸
第78章 三庶人之祸 (第2/2页)第三节立储之议——李林甫力推寿王
太子瑛死后，东宫空了。
空了一年。
这一年里，大唐的天子脚下，没有人提“立储”两个字——谁提，谁就是往刀口上撞。可长安城的暗流，一天也没有停过。
李林甫是最急的一个。他当年押宝武惠妃，六个字“愿护寿王如己”，赌的就是寿王瑁能当太子。如今武惠妃死了，他这盘棋，不但没有输，反而更急迫了——惠妃一死，寿王瑁就没了内廷的依靠，全靠他李林甫在外朝撑着。他必须在玄宗还念着惠妃的情分时，把寿王推上太子之位；否则，这盘棋就白下了。
于是，朝堂上开始出现一种声音：寿王瑁，当立。
这声音，先是从李林甫的门客嘴里说出来；渐渐地，御史台的御史们，也开始上书，称寿王“贤孝仁厚，宜正储位”；再到后来，连政事堂里，李林甫自己也开口了。他奏对的时候，从不直说“请立寿王”，而是绕来绕去，说陛下春秋已高，国本不可久虚，说寿王年齿虽幼，然聪明仁孝，深肖陛下，说天下臣民，皆属意于寿王。他说话，从来滴水不漏；可那意思，明明白白：立寿王。
玄宗的态度，却很暧昧。他既不驳回，也不应允，只把那些奏疏，压在案头，一本也不批。李林甫催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玄宗的回应，永远是同一句话：“再议。”
李林甫心里隐隐觉得不对。可他猜不透：陛下到底在犹豫什么？
玄宗确实在犹豫。他犹豫的，不是寿王好不好——寿王是他疼了二十年的儿子，武惠妃又是他心尖上的人，论感情，他当然想立寿王。他犹豫的是另一件事：寿王若立，武家的外戚，李林甫的权柄，会不会就此坐大？废太子瑛的时候，李林甫那句“陛下家事，非臣等所宜预”，玄宗当时听着痛快，事后想起来，却有一丝寒意——一个把“家事”说得这么顺口的宰相，他到底是朕的臣子，还是朕的主子？玄宗不喜欢李林甫，但他离不开李林甫；他更不愿意，让李林甫来决定，谁做他的继承人。
还有一层，玄宗没有对任何人说：他怕。他怕重蹈覆辙。太子瑛之死，他事后不是没有后悔过——那毕竟是他的儿子，虎毒尚不食子，何况人君？他夜里偶尔想起城东驿那盏亮到天明的灯，心里也会发虚。若再立一个被朝臣们推着走的太子，他日再生变故，他这把老骨头，还经得起几次白发人送黑发人？
就在玄宗左右为难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开口了。
这个人，是高力士。
高力士是玄宗身边最老的宦官，跟了玄宗几十年，从临淄王时代就跟起，比任何人都懂玄宗的脾气。他平日里，从不过问朝政——宦官干政，是玄宗最忌讳的事，高力士深知道这个分寸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只做他的“老奴”。朝臣们对他，也都是又敬又防：敬他忠心，防他权重。可只有玄宗知道，高力士这辈子，没说过一句越分的话，没办过一件越分的事——他就像玄宗身边的一盏灯，亮着，却从不碍眼。
可这一次，他破例了。
有一天，玄宗从一堆奏疏里抬起头，揉了揉眉心，叹了口气，随口问高力士：“立储的事，朕实在拿不定主意。力士，你说，寿王如何？”
这话问出口，玄宗自己都没指望得到回答。他知道高力士的规矩——几十年了，凡涉朝政，高力士从来都是一句“老奴不敢妄议”。可这一次，高力士没有立刻说“不敢”。他沉默了片刻，才缓缓开口：“陛下，老奴不懂朝政，不敢妄议。只是老奴记得一句古话——推长而立，谁敢复争。”
推长而立。四个字。
玄宗像被一道光照亮了一样，愣住了。是啊，他怎么忘了这个最简单的道理：立长。寿王瑁固然得宠，可他排行十八；忠王玙，是陛下现在最年长的儿子。立长，是天经地义，是祖制，是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的理由——连李林甫，也说不出半个“不”字。他越想，越觉得这四个字，简直是替他把所有的心事，都解开了。
玄宗看着高力士，忽然笑了：“力士，你懂朕。”
高力士躬身道：“老奴只懂一件事：陛下舒心，天下就安定。”
玄宗点了点头，没有再问。他低头，从那堆奏疏里，抽出一本空白的诏书纸，提笔，蘸墨，却没有落笔——他望着砚台里那汪墨，出神了很久。
这一句“推长而立”，是忠王玙的命运，也是大唐国运的转折。史官们后来记这一段，只记了高力士进言，玄宗从之；却不知道，高力士说出这四个字之前，曾经在自己屋里，枯坐了大半夜。他不是不知道李林甫想要什么——寿王若立，李林甫拥立有功，从此内外勾结，无人能制；寿王不立，李林甫必怀怨望，忠王这个太子，往后的日子不会好过。他高力士这一句话，等于是替忠王，把李林甫的怨，揽到了自己身上。可他没有别的办法。大唐需要一个稳的储君，需要一个不靠外戚、不靠权臣、靠得住的人——他伺候了玄宗一辈子，知道这个道理，比任何人都清楚。
这件事，史书上只记了寥寥几笔。可后世史家读到这里，总要多想一层：高力士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进这么一句话？有人说，高力士是怕李林甫坐大——寿王若立，李林甫就是拥立之功，从此无人能制；而忠王恭谨，无党无援，立了忠王，李林甫就只是个“没猜中的宰相”，翻不起大浪。也有人说，高力士是在替自己打算——李林甫结宦官，手伸得太长，高力士虽不管事，却容不得别人把手伸进他的地盘。不管哪一种说法，都指向同一件事：高力士这一句“推长而立”，把李林甫推了三年的一盘棋，轻轻一拨，拨翻了。
李林甫听到“推长而立”的风声时，正在政事堂里批折子。他握着笔的手，停了一瞬，然后，若无其事地，继续批。
他什么都没说。他知道，这一局，他输了。
第四节忠王立储——李亨的恐惧
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庚子，诏书颁下：立忠王玙为皇太子，改名绍，复改名亨。
消息传出，满朝震动。不是因为这诏书来得突然——太子位虚悬了一年，立储是迟早的事；震动的，是这个人选。寿王瑁，人人都以为板上钉钉了；李林甫的门客们，甚至在酒肆里放话说“寿王必立”。谁知道，一道诏书，改天换地。
忠王玙，是玄宗第三子，生母杨氏。杨氏出身弘农杨氏，是玄宗为太子时纳的良媛，开元十七年病逝，追赠为元献皇后。她死的时候，李亨已快二十岁。玄宗儿女众多，杨氏又不得宠，这个儿子，在宫里几乎是透明的——没人欺负他，也没人记得他。忠王的封号，他领了十几年，安安静静，无宠无过，像宫墙边一株不起眼的树。
这株不起眼的树，是怎么入了天子的眼？朝臣们私下议论，有人说是高力士进言，有人说是玄宗念及太子瑛之死，痛定思痛，特意选了个没有外援的儿子。不管哪种说法，都绕不开一个事实：忠王玙，是眼下最年长的皇子。立长，就是立稳——这个道理，谁都挑不出毛病。
玄宗立他的时候，其实并不十分中意。可高力士说得对：推长而立，谁敢复争。立忠王，是最稳妥的选择，也是唯一不会惹出风波的选择。诏书颁下那天，满朝文武，没有一个人反对——李林甫没有说话，他的党羽们，也都沉默了。他们不是不想反对，是找不到反对的理由。李林甫看着那道诏书，脸上挂着笑，袖子里，却把一管笔，生生捏断了。
忠王，不，现在该叫太子亨了。他接到诏书的时候，脸色平静，看不出喜，也看不出惊。他按部就班地谢恩，按部就班地搬到东宫，按部就班地接受百官的朝贺。他表现得，比任何一任太子都规矩。
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怕。
他怕的不是那份诏书，是“太子”这两个字。他今年二十八岁，记事以来，只见过一任太子：二哥李瑛——就死在“太子”这两个字上，死在他面前，死得那样惨。他太清楚那个位子了：那个位子，坐上去，是万人之上；坐不稳，就是城东驿里的一盏灯。
所以，从立储的那一天起，李亨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铁律：不结党，不揽权，不惹眼。
他不像别的皇子那样招揽宾客，东宫里的属官，都是朝廷派的，他一个也不私自亲近；他不议论朝政，父皇问什么，他答什么，父皇不问，他绝不开口；他不与朝臣往来，李林甫的府上，他一次也没去过——他连“结交”两个字，都避之不及。他甚至刻意地让自己显得平庸：读书，用功，却从不显露锋芒；办事，勤勉，却从不越出本分。他要让所有人都觉得：这个太子，是个安分守己、无足轻重的太子。
有人背后笑他：忠王殿下，胆子也太小了。这话传到他耳朵里，他不恼，反而心安——他怕的就是别人不觉得他胆小。
他更没有忘记，李林甫曾经推的是寿王。如今寿王落选，李林甫嘴上不说，心里能没有怨？太子瑛的下场，一半是武惠妃的手笔，一半是李林甫的“家事”。他李亨，可不敢赌李林甫的善心。他只能把自己，藏得更深一些。
东宫的第一夜，李亨没有睡。
他打发走了所有的宫人，独自一个人，去了东宫西边的一间偏殿。
那里供着一块牌位。牌位没有上漆，是素木的，上面刻着六个字：先妣杨氏之位。那是他母亲杨氏的牌位。杨氏开元十七年病逝，那时李亨已快二十岁，丧礼草草办过，连一座像样的坟都没赶上——玄宗当时正宠着武惠妃，对这位早已失宠的良媛之死，只淡淡地说了句“厚葬”二字，便再没过问。李亨长大后，悄悄在东宫里设了这间灵堂，一年又一年，供着这块素木牌位。宫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问过。
这一夜，李亨独自跪在母亲灵前，对着那块空空的牌位，看了很久。
烛火一跳一跳的，把他的影子，拉得老长。他忽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动了什么：
“娘，儿子当了太子。”
他把“太子”两个字，咬得很轻，很轻——轻得像那是什么烫嘴的东西，含在嘴里，就要烧起来。
他说完这句话，就沉默了。烛火映着他的脸，二十八岁的脸，没有一丝当了太子的喜色，反倒比平时更沉静，沉静得近乎木然。他跪在那里，想了很久，又低声说了一句：
“娘，你知道吗——上一个太子，就死在这两个字上。”
城东驿那一夜的灯，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，可那些灯的光，已经在他心里，亮了整整一年。他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他李亨，就坐上了那把天下人都想坐的御座；他也知道，那把御座的下面，是深渊。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坐稳，他只知道，他必须坐稳——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大唐。
殿外，长安城的夜，静得没有一丝声音。东宫的宫墙外，政事堂的灯，还亮着。那是李林甫的灯。
李亨又磕了一个头，站起身来。他拍了拍膝上的灰，转身，一步一步，走出了灵堂。他的步子，很稳，很慢，像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，小心翼翼地，踩在冰面上。
从这一夜起，大唐的太子，成了一个比谁都更谨慎的人。他不问政，不结党，不上书言事；东宫的属官们，只见过他两种样子：读书的样子，和行礼的样子。连教他读书的师傅，都私下感叹：太子殿下，恭敬得过了头。他谨慎了整整十八年——直到安史之乱的烽火，烧到长安城下，他才终于有机会，从这把御座上站起来，接过一个残破的帝国。
而此刻，开元二十六年的长安，还不知道这些。它只知道，它的新太子，昨夜睡得，似乎并不安稳。